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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文库》对关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2019年05月15日 09:17 来源:ca88亚洲城-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学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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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称“四为”)的志向和情怀,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努力弘扬张载的“四为”精神,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四为”精神最早是由北宋张载提出。张载讲学关中,其学术思想被称为“关学”,后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域性学术流派。该学派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有利于中国学术界凝聚共识,遵循“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关学的重要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有益养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并向国际社会诠释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提升我国的学术影响力。

  《关学文库》是我国第一部对关学史上重要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大型丛书,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陕西省出版资金资助项目,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和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编撰,包括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两大系列,共40种47册,2300万字,是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等十余所院校及科研单位的32位专家学者历时八载,协力攻关,广泛搜求,潜心研究的重大学术成果。《关学文库》秉持关学宗师张载“为往圣继绝学”之志,以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在考镜学术源流的基础上,以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开拓性为目标,以综合研究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经典解释与思想阐发相结合为特点,通过对关学学人著述的抢救、挖掘、整理与研究,展示了关学的历史面貌、发展脉络、鲜明特色、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文库的出版,填补了自南宋学者提出“关学”概念以来八百余年全方位梳理与研究关学学派的空白,对于赓续中华文明,弘扬关学精神,彰显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关学文库》对关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刘学智

  自张载至清末以来的关学史,明清时期的诸多学者有广泛的共识,如清初王心敬所说:“关学源流初终,条贯秩然。”(《关学编序》)不过,在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中,已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一种观点认为,“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册)也有一种与此大致相近的说法,说关学“上无师承,下无继传,南宋初年即告终结”(龚杰《张载评传》);另一种观点认为,张载关学在元明后,由于与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融合,故没有一以贯之的关学,只可能有不同历史阶段的关学。这些说法虽不无道理,但在理论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关学传承中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二是如何看待历史文献中古人对关学史的认同。在《关学文库》出版后,上述问题已基本上明朗化了。

  应该承认,一个学说体系在其产生的时代发生变化之后,都会随着人文语境一起变化。而在变化了的语境下,如果时人仍认同这一学说体系的基本观念、精神取向,就可视为这一学说体系还在存在并发展着。从历史上看,在张载身后,其弟子为承继张载“继绝学”之志,多集于二程(颢、颐)门下,加之“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全祖望遂有关学“再传何其寥寥”(《宋元学案》卷三二)的感叹。关中在宋金对峙之时,一直处于金人统治之下,时儒学凋零,习儒者少。不过到了元代,因许衡出任京兆提学,他推崇程朱之学,遂直接影响了关学的学术走向,一时奉元、高陵诸儒与相唱和,关学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波涛,出现了如冯从吾所说“横渠遗风,将绝复续”的情况。此时的关中学人,在思想上多从宗张载关学而走向整体地研习濂洛关闽之理学,关学走上了与程朱之学交融并立的发展路向。至明代,关学出现了“中兴”之景况,其前期主要是由王恕、王承裕父子开创的三原学派引领风骚,其代表人物还有马理、韩邦奇、杨爵、王之士等人。另有源于“河东之学”的薛敬之、吕柟一系,关学出现初步的繁盛。到了明代晚期,冯从吾则把关学推向峰巅。到清代,关学空前兴盛,在清代程朱、陆王之辩中,李二曲与李元春各领潮流,“二曲、丰川(王心敬)超然卓立,而说近陆王;桐阁(李元春)博大刚毅,而确守程朱”(《柏景伟小识》),这种思想态势发展至清末,则出现了被称为“关学之正传”的柏景伟。(参见唐文治《柏子俊先生文集序》)这种复杂情况,并不妨碍关学作为一个统一学术流派存在的事实,恰恰说明关学是一渠源头活水,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正如张岂之所说,“学术思想的传承往往较学者的理解和判断复杂得多”。事实上,关学不是不变的,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不断推陈出新的形态。关学没有中断过,它不断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融合”,是“中国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动态的且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概念”。(《关学文库总序》)也可以说,关学的传承不是张载一些具体观点(如气论)的传承,也不是那种有严格师承关系的传承,而是其哲学精髓、文化精神和宗风的传承;同时这种精神传承,也不是不允许中间有断裂的连续性传承,而可能是或隐或显、“将绝复续”的那种传承。有人曾以是否讲气论作为判断是否传承关学的标准,这显然没有完全理解张载的性理学特征,也割裂了张载关学与理学的联系。张载不是“唯气论”者,其重在讲价值论和道德心性论,其理论旨趣在于论证“性与天道为一”,在于以宇宙论说明人性论和道德修养论,说明张载具有理学的一般特征,古人将他与濂、洛、闽诸家相提并论加以阐扬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张载关学又有其自身的建树和特征。张载“四为”的学术使命、“民胞物与”的伦理境界以及辟佛老异端、弘孔孟正学的学术路向,始于宇宙论而归于心性论的学术旨趣,一直在关中学者身上不同程度地被承继、传扬。同时,由张载奠基的躬行礼教、笃行践履、崇真务实、崇尚气节之关联共在的特征和宗风,在关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也一直鲜明地存在着,这正是关学的“底色”。

  重要的还在于,《关学文库》所整理出的一系列文献,雄辩地证明,宋代以来的关中学人都推崇张载为“关中士人宗师”,不仅敬其人,且遵其说。即使于张载身后入程氏之门的吕大临,仍“守横渠说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有说了更不肯回”。(冯从吾《关学编》卷一)其兄吕大钧秉持关学“躬行礼教”“学贵于用”的学风,“率乡人”作乡约并付诸实践,促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至明代,三原学派的马理“颇得关、洛真传”,他虽“论学归准于程朱”,然“其执礼如横渠”,人称“以为今之横渠也”(《关学编》卷四)。韩邦奇不仅继承了张载重《易》的传统,还著有《正蒙拾遗》,后人评论他“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关学编》卷四引白璧语)。受河东之学影响的吕柟,冯从吾称其“集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传”(《关学编序》)。而有明显心学倾向的冯从吾,早年得阳明“个个人心有仲尼”之启迪渐入圣域,晚年则承认其学“得之”于张横渠,说“关中理学推重横渠,而横渠之学乃自晚年得之”。(《学会公祭王经轩文》)故明儒毕懋康说:吕柟、冯从吾“俾横渠之绪,迄今布濩流衍”。(《冯少墟先生集序》)李二曲也说:“横渠之后,诸儒著述,惟吕泾野、冯少墟足以继响。”(《又答许学宪》,《二曲集》卷一七)肯定了明代关学诸儒“继响”张载的事实,即使在心学风行天下之时,“关西诸君子尚守眉县宗指”。(李维桢《关学编序》)明代是关学与程朱、陆王交融发展的重要时期,有相当一批关西君子尚坚守“眉县宗指”,这是相当鲜明的学术动向。清代关学以李二曲、李元春、贺瑞麟为代表。全祖望称二曲“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二曲先生窆石文》),冯煦称“关学传灯,于兹不坠”(《沣西草堂集序》),肯定了二曲接续张载的道统学脉。此说是有依据的,例如二曲对张载的《西铭》以及“四为”都有自己独到的解释,且以此支撑着自己艰苦求索的信念,铸就了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和不苟于俗的气节。即使颇有隐逸之志的李柏,亦“惟守关、闽之学为宗旨”,史称其“道继横渠”。更有被学者认为恪守程朱的贺瑞麟,对张载亦尊敬有加,强调对张载之书“当熟讲实体,虚心切己”,并对《西铭》的“知克己为仁”,“四为”的“知立志”,“六有”的“知存心”大加赞赏。(参见《重修横渠镇张子祠记》)

  事实表明,关学学脉、宗风没有中断,这是明代冯从吾著《关学编》以来学者们的普遍共识,且为《关学文库》进一步证明。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关学文库》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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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学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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