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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晋铭: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深意
2018年09月14日 09:00 来源:ca88亚洲城-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许晋铭 字号

内容摘要: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孤立主义情绪与反全球化思潮普遍高涨。传统大国的全球治理能力与意愿下降。关怀全球供给实践新兴大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动力并不弱于霸权国;其积极搭建平台、发出倡议的方式,也与传统霸权国不一样。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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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孤立主义情绪与反全球化思潮普遍高涨。传统大国的全球治理能力与意愿下降。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等知名学者指出,国际秩序转型的关键在于新兴国家与霸权国家的全球责任交接,当新兴崛起国的全球责任缺位,就会引发“金德尔伯格陷阱”。基于历史类比,他们认为20世纪30年代衰落的英国不愿承担更多全球责任,而新兴崛起的美国也对全球治理袖手旁观,以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真空没有被及时填补,最终引发全球混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看法固然提出了国际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但是“金德尔伯格陷阱”从传统大国视角出发,将全球治理困境归因于新兴国家的责任缺位,无疑低估了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能力与意愿,值得商榷。

  关怀全球供给实践

  新兴大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动力并不弱于霸权国;其积极搭建平台、发出倡议的方式,也与传统霸权国不一样。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报告显示,金融危机前后发达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明显多于新兴国家。例如,2009年美国贸易保护措施有120次,到2013年就猛增至741次,而2016年更激增至1066次,成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最多的大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成了捍卫全球化进程的中流砥柱。

  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中国在区域层次与全球层次上供给了诸多新型公共产品,这既包括对传统发展类公共产品、规则类公共产品、价值类公共产品与安全类公共产品进行升级,更包括自主创设的新平台、新机制。

  第一,在发展类公共产品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周边国家发展需求。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涵盖沿线65个国家,通过“五通”建设,不仅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大量公共产品,还对现有全球治理规则进行补充、升级与完善。截至2016年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等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高峰论坛。高峰论坛是中国对“一带一路”进行制度化、多边化、长期化的一次重要尝试。通过搭建合作共赢平台,中国促进亚洲实现多重利益的包容与共生。作为“俱乐部产品”,基础设施网络能让沿线参与国从中受益。一方面,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够帮助弱小的经济体更有效参与一体化,补足网络中的薄弱一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可以传播中国经验与发展模式,“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基础设施陈旧老化,道路交通不完善、电力供给不足、通信设施匮乏等问题,“一带一路”可以为应对此类问题供给解决方案与跨区域公共产品。

  第二,在规则类公共产品方面,创设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新机制。亚投行的公共产品性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优化升级。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亚投行坚持多赢、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原则,特别是吸纳新兴经济体,代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强化区域金融安全网络。亚投行、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等将与现有的金融机制一起,构筑更完善的亚洲金融安全网。与以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为主要内容的清迈倡议(CMI)一起,为亚洲金融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在价值类公共产品方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新安全观”等新理念。十八大报告正式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上升到战略高度,这是中国人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深刻理解,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把“你”和“我”,变成了“我们”。中国贡献的价值类公共产品发挥着独特的治理功能。一方面,凝聚共识,为全球治理设定规范基础。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怀疑西方的政治模式与价值观,而“命运共同体”旨在达成共识,凝聚人心。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理念一脉相承。人类居住在一个地球村,共同体意识长期存在。正如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Ewing Stevenson)所言,“我们所有人都是乘坐在狭小的宇宙飞船上的旅客,我们的安全均维系在这艘宇宙飞船的安全与和平之上”。

  第四,在安全类公共产品方面,适度创新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整体而言,中国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对薄弱,这与安全议题的敏感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关。近年来,中国在安全领域进一步深化了既有参与,呈现一定的进取态势。例如,作为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积极发起的重要安全公共产品。该组织所遵循的“上海精神”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地区安全贡献了积极的指导原则。

  第五,积极支持联合国的公共议程。联合国会费支撑着全球公益和全球治理,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尽管会费份额按照法定程序固定摊派,但是从中国承担的联合国经费变化中,也能看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显著增强。在2000年以前,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比例仅为0.995%,而2013年至2015年分摊比例就增长为5.148%,到2016年至2018年更是高达7.921%,位居第三。根据联合国会费大致三年调整一次的惯例,笔者预测2019年以后中国的会费分摊比重将进一步提升,其贡献比重可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费贡献国;2015年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及其系列峰会上,中国承诺支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5年内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邀请3万名发展中国家妇女来华参加培训;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这都是中国依托联合国所贡献的国际公共产品。

  超越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

  现有主流理论大多沿着“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二维标准,将公共产品界定为:一种“每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即消费非竞争性);同时“任何人的消费都不排斥与妨碍同时被他人消费”的产品(即消费非排他性)。在国际关系领域,霸权稳定论认为理想的全球治理的格局是:霸权国负责供给公共产品,其他国家则负责消费。但是主流分析框架过多聚焦于消费侧,而忽视了供给侧分析。具体而言,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侧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当新兴国与霸权国供给的全球公共产品功能趋同,供给竞争将被激化。强者“让利”可以交换弱者“承认”,因此新兴大国通过主动供给公共产品可以扩大自己国际影响力。但由于消费者的数量是既定的,新兴大国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希望尽量多地吸引消费者,就会导致新兴大国在重叠的供给侧竞争加剧。因此对于新兴大国而言,只有供给比霸权国更好、更优质的公共产品,才能在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中胜出。反之,就很难体现自己的价值与服务世界的能力,也就难以获得国际社会青睐。突出比较优势,是新兴大国的策略。

  其次,新兴大国也会根据需求的轻重缓急,对供给领域进行选择性安排。供给国需要在评估国际需求前提下,对供给的产品进行先后排序。一般而言,发展类公共产品与安全类公共产品是国际社会的刚性需求,涉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生存,具有供给优先性;而且,规则类公共产品与价值类公共产品,是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可以后续供给。作为供给方,新兴大国应优先供给那些具有广泛共识或急迫需要的全球公共产品。

  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崛起的模式不再是世界大战,而是通过供给全球公共产品、提供高质量社会服务而获得认可。在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形势下,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提供传统公共产品,还应该着眼未来供给新型全球公共产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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