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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为亚洲文明复兴注入新动力
2019年05月13日 10:02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字号
关键词:亚洲;文明;东南亚;交流;中国

内容摘要:日本京都真正极乐寺藏大永四年(公元1524年)纸本设色《入明日本堪合贸易全图》(局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中日海上交流的盛景。选自《文明》杂志 一九八七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二十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图为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选自《求是》杂志

关键词:亚洲;文明;东南亚;交流;中国

作者简介:

ca88亚洲城

 

  主持人

  李 攀

  话题嘉宾

  许利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欧阳雪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周永生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曲慧敏 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葛红亮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

 

  万隆会议是亚洲国家联合自强、创建新文明的重要开端

  主持人: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亚洲文明曾经走在世界前列,后来出现了衰落,可否简要介绍一下?

  许利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当欧洲还处在中世纪蒙昧状态的时候,亚洲文明正在经历着她的黄金时代。可惜这种黄金时代在后来发生了逆转。伴随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崛起,以及十五世纪向东航线的开辟,亚洲文明遭遇到西方文明严重冲击,无力单独应对西方文明挑战,英法联军将中国的圆明园付之一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一些亚洲文明甚至发生断裂乃至沉沦,亚洲文明开始进入到黑暗时期。在这段时间,亚洲人开始怀疑自己,创新力开始下降,崇尚西方文明,将自身的文明置于边缘地位。一度辉煌的亚洲文明从此开始衰落。

  主持人:亚洲文明由衰落走向复兴,有什么标志性事件?

  钟飞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复兴进程的开端,也预示着亚洲振兴。毕竟,在亚洲,中国地广人众,地位举足轻重。亚洲振兴,离不开中国的振兴。

  1954年2月,在科伦坡召开的五国总理会议,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国领导人讨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可能性。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随后,中印和中缅的联合声明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

  1955年4月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是亚洲人展示文化自信和力量的重大事件,是第一次在没有白人主导的情况下召开的多边会议。这表明,亚非发展中国家只要团结起来,就可以冲破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23个来自亚洲,6个来自非洲,这些国家多数都是二战后才建国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采纳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般原则。

  万隆亚非会议掀开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力量登上国际舞台的序幕,标志人类文明主要的发源地走出了历史发展最低点,进入文明觉醒和联合自强的新阶段。

  万隆会议也标志着,中印等文明古国接受了西方社会关于国际关系运行的一套法则,即主权国家体系内国家间的相互平等,这是对亚洲已有的国家间关系模式的一种继承和超越。历史上,中国与东亚诸国曾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朝贡模式。虽然在礼仪上,中国处于中心位置,但从实际利益看,不仅形成了稳定与和平的地区秩序,而且各国也都从与中国的商贸中获得较大经济利益,形成了一种“互惠互利、和平合作”的良好国家关系。传统上,东南亚、南亚地区也有自己的地区秩序,即以印度教为基础的曼陀罗模式。随着西方力量的到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东方社会都在思考新的社会生活、生产和交往模式,学习和创造性发挥西方的文明优势,特别是科学技术以及市场经济等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

  亚洲国家存在着一些相似的文化传统,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历史条件

  主持人: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亚洲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文明交流互鉴已成为增进亚洲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那么,亚洲文明互鉴有哪些生动实践?

  周永生:亚洲的一些国家,自古就有着很好的文化沟通和往来,相互借鉴。比如,日本和韩国都大量吸取了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尤其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日本和韩国都得到发扬光大。

  日本特别重视儒家思想当中的礼和信,日本人彬彬有礼,以礼为重要的人际交往约束,在为人处事方面文明得体。这种思想和文化,也深入到日本产业和经营当中。在日本企业的经济关系当中,十分重视相互之间的信任。只有在获得相互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进一步展开经济和商贸合作活动。因此,在二战以后,日本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经济的模式,被学术界的某些学者称为儒家资本主义模式。

  韩国则特别重视儒家的孝道文化,中青年人特别孝敬和尊重老人,这种传统和风俗文化,使整个社会秩序井然,人文伦常彰显,导致韩国的家族经济特别发达。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特性,韩国的青年人有十足的干劲,积极向上,努力发展自己;韩国的老年人,发挥自身人生经验、技术经验丰富的优势,为企业和国家做贡献,同时能够比较有地位,受到晚辈的尊敬。整个社会风气良性循环,社会秩序井然。

  同样我们也借鉴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为我所用。比如,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约有2000年历史,已经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东亚国家普遍吸取了佛教当中的有益因素。

  所以,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亚洲国家有着比较相似,甚至是某些方面相同的传统文化。这就为我们相互之间的交流,文明互鉴,提供了历史传统上的宝贵基础。现实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交流,相互借鉴。比如,印度的瑜伽在中国、日本、韩国,比较流行。中国的太极拳在日本、韩国,也比较流行。在这样一些现实交往的基础之上,亚洲国家,可以向欧盟各国学习,在经济方面建立便利化的交往措施,促进各国优秀文化的相互交流、沟通与合作。

  因为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是各个国家人民之间,最基础最基本的交流与合作。并且,经济领域的合作基础得到夯实,其他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就容易得到更加强有力的保障,文化文明的交流与合作也容易更加长远。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是文明文化交流合作的内在动力、物质支撑、长远后劲的原动力。

  葛红亮: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亚洲地理边缘重要的连接地带,东南亚是沟通东亚与南亚、中东地区的重要枢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显著的多元文明共存的局面,进而成为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研究的重点。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由来已久,而历史告诉我们,文明互学互鉴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恒久弥新的重要推动力。

  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互学互鉴虽然历经演变,但却推动着双方的进步。历史上,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互学互鉴总体上经历了四次演变。第一阶段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社会进步与多元文明的形成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先进文明与生产力“南下”输入东南亚地区;第二阶段则是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文明互鉴进程被打断,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东南亚为根据地“北上”传播,这持续到二战结束以后;第三阶段则发端于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不仅从东南亚地区引入大量资本、生产技术,而且还在管理经验和制度层面取经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而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促进性因素;第四阶段则发生在当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互相学习和取经,中国在改革开放短短40年时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东南亚国家开始向中国学习,例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所提出的“向东看2.0”版。上述演变表明,中国与东南亚文明互鉴推动着双方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同时也启示我们,平等往来与互学互鉴是中国与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关系不断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新中国在成立后为促进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努力

  主持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可否介绍一下中国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有哪些努力和实践?

  欧阳雪梅:早在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由此开辟的丝绸之路是最有影响力的古代国际文化交流路线,被视为文明交流的典范和象征。汉、唐时代既是吸收外来文化最为积极最有气魄的时代,同时也是民族主体意识高扬、民族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在积极建设新文化的同时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毛泽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制于两大阵营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国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少数西方国家,在文学、艺术、教育、体育、卫生、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文物、图书、博物馆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交。两国政府签订了1965年至1966年文化交流计划,这是中国与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的文化交流计划。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把握国际环境变化的契机,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推进全方位开放合作,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不仅推动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而且于1979年初访美,并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此后中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中外文化交流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内容之广、信息传递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目的不是用它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反映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潮流,贯彻了中国和而不同、互利共赢的共生思维,超越了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对立,极富建设性和创新性。坚持正确义利观,秉持普惠、平等、开放、包容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念,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些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一带一路”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联合国文件接受。伴随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迈进,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扩大,将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正在创造更加辉煌的文明,将为亚洲文明再度复兴注入新动力

  主持人:亚洲民族、宗教、文化多样,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加强交流、加强沟通,把亚洲多样性转化为扩大交流合作的动力,推动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这方面有何突出贡献?

  钟飞腾:从经济角度,更能看清楚中国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亚非拉”这个概念开始流行时,南亚和东亚地区的人均GDP不到非洲的80%,不到拉美的40%,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这种落后,一方面是源于西方的强势崛起,但另一方面也是两种不同的生产体系的落差,亚洲国家的文明主要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而19世纪后期入侵亚洲的列强都是工业化国家。

  为此,不少亚洲国家奋起直追。一方面,1967年东南亚五个国家成立了东盟,在制度创建上比万隆会议更进一步,将地区合作加以机制化。另一方面,东亚开始形成以日本为领头雁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的经济相继起飞,被世人称为“亚洲四小龙”。

  1978年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文明古国对本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同时也意味着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国下决心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亚洲一些经济体的经济腾飞,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推动下,有关亚洲价值的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其核心正是传统的儒学。从一定程度上说,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再度唤醒了人们对本国文化和传统的敬重。

  1988年,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针对所谓“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的说法指出:“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1992年,中国政府最终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融入地区生产网络,一个强大的中国重新成为亚洲稳定的基础。历史表明,当中国强大时,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地区秩序是比较稳定和开放的,而当中国陷入内乱和国势下降时,整个地区形势也将陷入动荡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中国复兴,亚洲的和平与发展是可以期待的,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是值得期待的。

  葛红亮:当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也让东南亚国家看到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重要价值。在这一情形下,“中国元素”一再出现在东南亚国家大选中,在这些国家出现了“向中国学习”或学习“中国经验”的呼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东南亚青年来中国学习和培训。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国家治理经验、企业管理、交通运输先进技术与新兴经济拓展等方面正在进行更多、更务实的交流、互鉴与合作。

  文明互鉴依托于人文交流与往来。中国—东盟国家往来历史悠久,多元文明则在这一进程中相互碰撞、相互学习。从理论上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人文交流在本质上也是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因而,在这一进程中,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民众在交流和磨合中认识彼此、尊重彼此及学习彼此更为重要,这实际上是中国与东盟国家文明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与共同进步的基础,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恒久弥新的重要动力。

  曲慧敏: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纪,中华文化应该在人类多元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王岳川在其书《发现东方》中说,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时都奉行文化拿来主义,只有自觉的文明形态才会在拿来的同时考虑文化输出问题。1840年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我们一直在吸收外来文化,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呈现出单向的“输入”态势。改革开放至今,这种态势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或者说达到了一个均衡点,就是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的进程接近完成,中国已进入发展和创造自己新文化的历史时期。中国也开始进入自觉展现、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历史时期。这个转折,将是中国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的重大贡献。

  许利平: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亚洲重要一员,中国的崛起不仅对亚洲文明再度复兴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现代文明进步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靠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之一。二战后,亚洲国家纷纷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建立民族国家,靠的也是各国的民族精神。这是现代亚洲文明对话的基础。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解决富起来问题,靠的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成功解决温饱问题,使约7亿农村人口成功脱贫,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奇迹,树立了亚洲辉煌物质文明典范。

  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正处在强起来的征程之中,正在创造更加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为亚洲文明再度复兴注入新动力。

  亚洲将迎来文明再度复兴的时刻

  主持人: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出现,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70年来,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亚洲文明对话?亚洲文明的前景如何?

  钟飞腾: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后冷战时代世界主要的冲突根源不是经济或者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特别是西方和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但是,其他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例如,同样是哈佛大学的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认为,不同文明之间也是可以合作的。

  1998年9月,伊朗总统哈塔米提出“文明对话”的建议,联合国根据此建议将2001年确定为“文明对话年”。2000年6月,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中国,两国联合公报中表示:“中方对哈塔米总统提出的文明对话倡议及联合国将二○○一年确定为文明对话年表示欢迎。双方同意,中伊两个伟大而悠久的亚洲文明古国在文化、教育和社会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以发展和完善文明对话的内涵,为推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迈出有效的步伐。”

  2001年2月,中国政府派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率领的代表团出席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首次讨论会题为:“亚洲文明对话:当前的差异与未来的汇聚”。会议提出,对话旨在拓宽并加强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及价值观的群体相互间的积极作用。自此之后,文明对话成为亚洲国家相处之道中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主席尤其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2012年5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会见阿盟秘书长阿拉比时提出,“扩大人文交流,促进文明对话”。 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海南博鳌会见国际组织领导人时也提出,“倡导不同文明对话交流”。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沙特王储兼副首相、国防大臣萨勒曼时表示,“促进文明对话和人文交流”。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高度赞扬教科文组织为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作出的卓越贡献。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亚德时表示,“要扩大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大文明对话,扬正抑邪,正本清源。”

  中国提出亚洲文明对话的一个重要预期是,未来亚洲将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2017年10月预测数据表明,2030年全球经济重心将回归亚洲,未来20年仍是经济力量对比大变革的阶段。

  如果说日本的崛起,在文明意义上更多延续了西方的路径,那么中印等国的崛起就有了更大程度上的本土文明和文化因素,来自于历史传承的因素更多一些。

  日本前首相、国际行动理事会理事长福田康夫曾提出,中国《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文明间交往的“黄金律”,获得了南亚、东南亚、东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2018年9月,习近平主席向国际行动理事会致贺信,希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9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再度强调,“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各领域人文合作,加强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英文翻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共享未来。在当前世界形势不确定因素增多、增强的背景下,经济蓬勃发展的亚洲理应更加自信、自觉推动合作,将亚洲推向更高的发展层次,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就此而言,亚洲文明对话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举措。

  许利平:放眼世界,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各国之间联系紧密度前所未有,国际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世界的重心开始东移,亚洲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我们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

  在此背景下,以追赶型现代化为特征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从学习西方和借鉴西方,发展到今天到了需要从亚洲自身寻找崛起的原动力的关键时刻。

  创新,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创新文化源泉。从亚洲传统文化土壤中,寻找创新的种子,是这次亚洲文明对话的目标之一。

  合作,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虽然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势头有所上升,但合作共赢是解决世界难题的唯一出路。亚洲各国只有合作,才能共赢。通过亚洲文明对话,寻找合作方案,也是这次亚洲文明对话的目标之一。

  顺应时代潮流,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其关键是互联互通。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多来,亚洲之间的互联互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亚洲人文交流更加顺畅,促进亚洲联动发展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亚洲的联动发展将进一步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与互鉴,同时也更加推动亚洲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使亚洲的发展更加具有无限活力。今天的亚洲,人口占世界60%以上,GDP占世界的1/3,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并将迎来亚洲文明再度复兴的时刻,而这次亚洲文明对话将是这一时刻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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