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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
2019年01月09日 11:14 来源:ca88亚洲城-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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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4日,由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以及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在福州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多所院校的500余师生代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光辉成就,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会议由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主任、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李建平主持。

  胡家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胡家勇发言的题目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主要经验》。他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从中可以提炼出一些宝贵经验。一是党对改革开放事业的科学引领。党的领导保证了政治、社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与其他转型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提出的。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增强,顶层设计重要性凸显,党的引领作用更显重要。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重视价值规律作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步深化。新时代,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市场规则、构建市场运行的健康环境,把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三是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虽然下降了,但其主体地位并没有改变,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关键环节和优势资本都控制在国有经济手中。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迅速成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基本经济制度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四是坚定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从利用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开始,我国逐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价值链,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对外开放水平、层次和质量稳步提升。

  肖 斌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肖斌发言的题目是《要正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探索对中国的历史在场》。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探索的经验教训仍需要总结借鉴。第一,苏联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利益问题,在当代中国,利益格局出现了深刻调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益难题”,要想使以人民为中心不沦为抽象玄虚的口号,就必须在经济领域旗帜鲜明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第二,苏联改革大多数的争论和交锋是沿着企业改革—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路线发展。在当代中国,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计划与市场和公有制问题的争论屡见不鲜,表现为:在微观层次上指责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垄断低效”,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排除国家的“积极作为”,在所有制层次上剥夺公有制量和质的主体地位。对此,我们必须要加以警惕。第三,苏联每个时期的探索和改革背后都不单单是政治家的行政决断,而是存在政界派别和学术派别之间互为表里的交融影响。

  卢映西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卢映西发言的题目是《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需要更多理论创新》。她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论,不可能同时正确。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已经胜出。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彻底战胜错误的西方经济学,还有待真正具有理论突破意义的创新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结构的理论,按垄断程度不同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断等几大类,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吻合得非常好。这个理论正确认识到,垄断程度越高的市场,买者或卖者对价格的影响力越大,但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买者或卖者对市场价格无任何影响力。那么,这个不受买卖双方影响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呢?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对此的解释是相当牵强的。卢映西表示,一旦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市场结构理论的基础,就可以看出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正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买卖双方不能影响这个作为价值表现的价格,正如个别劳动时间不能影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存在垄断的市场中,价格会偏离价值,这是现实的市场中的常见现象,偏离价值的价格一般来说由商品价值和市场垄断程度共同决定。越接近完全竞争市场,价值的决定作用越大。反之,垄断的决定作用越大。垄断可以使价格偏离价值,正是马克思本人的伟大发现,他在分析地租问题时就指出垄断使没有价值的土地也可以有价格。所以,只要把垄断因素引进劳动价值论体系,将极大增强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改变目前对劳动价值论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状况。

  董金明 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董金明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产权理论演进的思考》。他指出,产权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权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产权问题广泛关注、深入研究,产权理论一时成为“显学”。综观改革开放以后产权理论演进的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改革实践的推进与产权理论的发展相辅相成。产权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在我国改革实践的推进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化等,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产权问题,呼唤着产权理论的创新,而产权理论的创新对于实践的发展又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第二,西方产权理论的引入和传播,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界对产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产权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基于西方经济思想传统的西方产权理论在方法论上存在根本缺陷。第三,坚持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科学地阐述产权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才能为经济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加强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政策选择。

  刘 刚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刘刚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收入水平的马克思—沃尔夫模型》。他认为,关于中国收入水平的衡量,涉及一个广泛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假说。如果客观考察这个假说的提出过程我们会发现,出现这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反而是那些全面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建议的拉美国家。衡量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在1998年就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此后的趋势并未出现“陷阱”假说所描述的收入水平增长下降,反而收入水平加速上升。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到人口在800万以上的所有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也会发现,在2000年以后,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也都在加速上升。因此,所谓“陷阱”假说并不成立。但是,这个方面的考察可以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即作为人均收入水平衡量标准的收入水平指数,中国的提升速度反而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引入马克思—沃尔夫模型解释中国问题,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变动,准确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奇迹的发生。

  傅慧芳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傅慧芳发言的题目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主政治话语的“不变”与“变”》。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大刀阔斧、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进程,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朝着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进程。在这一进程当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是在不变中谋变的过程。中国的民主话语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话语,民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性质,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在整个话语体系中,“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民”是不可改变的核心要素,集中反映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随着“客观环境”之“变”、“生成过程”之“变”、“存在体系”之“变”,中国的民主政治话语围绕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也在不断发展中发生着变迁。中国民主政治话语变迁是改革开放不断走向全面、深化的体现。

  侯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侯为民发言的题目是《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他指出,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实践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经验提炼。第二,要围绕 “强起来”目标,致力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不同,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区别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体现“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特征的当代体现。第三,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思想内涵。这需要从社会生产发展动力、社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可持续性和协调性、生产成果的分配等各方面,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和具体要求。

  蒋永穆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蒋永穆发言的题目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减贫实践中的四个“政府集成”》。他指出,在40年的减贫实践中,我们探索出了一条以政府集成为主线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第一,减贫实践中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集成。一是组织架构的协同与分工,具体表现为责任、任务、资金和权力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责任制、各级政府扶贫工作首长负责制,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扶贫工作领导机构。二是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的集成以及贫困治理政策的组合集成。前者主要体现为中央政府保证有效有力的宏观政策供给,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根据当地优势资源和具体情况,细化目标任务,创新执行方式方法。后者主要体现为政策的“组合拳”。第二,减贫实践中政府主体与其他主体的集成,形成了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作的扶贫体系。第三,减贫实践中“扶志”与“扶智”的集成。一方面,扶贫要以扶志为先;另一方面,扶贫要以扶智为本。第四,减贫实践中“输血”与“造血”的集成。一方面,重视社会救济,保障人的生存权;另一方面,重视扶贫开发,扶贫开发更多关注人的发展权。

  王朝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朝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论》。他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按照认识论的原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那样获得一个特殊的表达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抑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一个尚未回答的基本理论问题。王朝科尝试从三个维度理解社会主义,一是经典社会主义,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是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登上历史舞台后,其终极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三是实践形态社会主义,是在经典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下,对实现社会主义复杂过程的具体探索,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最终目标。所以它的基本矛盾实际上表现为:作为目标的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和作为过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之间的矛盾。

  黄 瑾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黄瑾发言的题目是《谱写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篇章》。她认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呈现新特点,坚持主动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比如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加快与开放型经济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坚持全面开放,实现了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更好结合。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变革。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增强。“逆全球化”潮流涌现,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发展。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开启新征程,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对外开放才能行稳致远。

  简新华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简新华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什么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他认为,经济改革只有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成功。中国改革开放需要而且实际上参考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但是参考借鉴不等于指导。因为,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本性的理论和主张来看,中国没有采纳现代西方经济学错误有害的理论、方法和改革的主张建议;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中值得参考借鉴的有用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在改革中也不是全盘照搬,而是进行了改造、扬弃、完善。中国改革开放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答案,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可能使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误入歧途。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中国确定改革所依据的基本经济学理论不是西方经济学,而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说,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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