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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教育无目的”概念的澄清
2019年07月11日 10:54 来源:《现代大学教育》2018年第6期 作者:张淑妹 李萍 字号
关键词:杜威;教育哲学;教育无目的;民主;成长

内容摘要:“教育无目的”和“教育的目的是民主社会”的论述看似矛盾,但这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体系内自洽。在他看来,民主社会与教育相通,具有不断发展的属性。

关键词:杜威;教育哲学;教育无目的;民主;成长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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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淑妹(1990- ),女,江西吉安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哲学和马克思基础理论研究;李萍(1957- ),女,广东梅州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价值教育、哲学等研究,E-mail:sysuzhangshumei@163.com。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教育无目的”的概念自传入中国伊始就引起广泛争议。国内学界的持续争论导致的结果是“教育无目的”成为一个伪命题,即杜威有明确的教育目的。回到杜威论述“教育无目的”的文本是澄清这一争论的重要方法。国内学界已经有相关研究在回到杜威英文原文的方向上取得具有启发性的成果,把“教育无目的”的争论归结为个别单词的翻译不确切。但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无目的”的概念澄清工作并没有完成。杜威教育哲学的内在复杂性是“教育无目的”争论的更深层次原因。“教育无目的”和“教育的目的是民主社会”的论述看似矛盾,但这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体系内自洽。在他看来,民主社会与教育相通,具有不断发展的属性。

  关 键 词:杜威 教育哲学 教育无目的 民主 成长

  标题注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JJD710016)。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8)06-0028-09

  国内外学界研究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哲学理论的成果很多。研究者们大多肯定他的教育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他的教育哲学不仅对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产生深刻影响[1],还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改革的影响十分深远。统计表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杜威在访问中国期间的200多次讲座被众多报纸和杂志转载,形成专辑出版[2]。胡适评价杜威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对中国教育思想界最有影响的外国学者[3];元青认为杜威是影响中国教育之广泛与深远程度的第一人[4]。但是,与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和国内外对杜威深入持续的研究形成鲜明落差感的问题是,作为杜威重要教育哲学思想的“教育无目的”,在传入中国伊始就引起广泛和持续的争论。令人困惑的是,这些争论把“教育无目的”当成一个伪命题,即“教育无目的”不是杜威的教育主张。本研究通过回溯杜威关于“教育无目的”的相关文本,厘清“教育无目的”的具体内涵,揭示杜威教育哲学内在看似无法化解的矛盾,深入辨析国内关于“教育无目的”争论的真伪。论文的探索性结论是:“教育无目的”是杜威真实的教育主张;形成“教育无目的”争论的真正原因不仅是一些关键字词的翻译问题,更是杜威的教育哲学的内在复杂性。

  一、“教育无目的”争论的真伪辨析

  “教育无目的”是杜威在《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教育主张。它在传入中国之初就受到国内许多教育人士的赞同。全国教育联合会在1920年通过决议,与会者依据杜威的“教育无目的”,主张取消教育宗旨[5]。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国内的研究者和教育者却倾向于否认“教育无目的”是杜威真实的教育主张。天民批评杜威没有明示其民主的教育目的[6];曹孚以“任何教育都有目的”的教育常识反对杜威的“教育无目的”[7];吴俊升依据杜威的文本否认“教育无目的”是杜威本人的真实观点[8];陶行知[9]和滕大春[10]都认为,民主社会是杜威明确的教育目的;侯怀银认为,杜威有明确的教育目的观,但杜威是在区分的意义上使用“外在的目的”和“内在的目的”[11];姜俊和认为,杜威不是真正主张“教育无目的”,他论述教育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教育改变社会性质[12]。

  滕大春的研究最能体现国内学者对“教育无目的”的矛盾态度。他一方面把“教育无目的”看作《民主与教育》的五个重要论点之一[13]60-62;另一方面又批评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自相矛盾[13]69。令人遗憾的是,滕大春并未详细展开杜威“教育无目的”的矛盾之处。

  郭良菁是国内学界最早从end和aim的中文翻译来澄清“教育无目的”的争论的。她把国内学界关于“教育无目的”的争论归结为中译本对end和aim这两个词译法不确切,即end和aim没有区分地都被翻译成“目的”[14]18。她认为,end和aim的含义不同,“end是指由行动导致的客观结局,而不是预见结局的主观心理动作,即与aim不同”[14]18。她由此进一步推论,杜威真正讨论“教育无目的”的文本在第八章,她是在反对教育概念的拟人化的意义上,否定抽象的教育概念有目的[14]19。

  相对于那些否认“教育无目的”是杜威真实的教育主张的研究者,郭良菁能够搁置“教育必然有目的”的教育常识,站在同情和理解杜威的立场,以杜威的文本为依据解释“教育无目的”。本研究认为,她把“教育无目的”的争论归结为end和aims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除她引用的王承绪翻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5]之外,常道直编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16]、邹恩润翻译的《民本主义与教育》[17]和陶志琼翻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8],这些译本都没有区分地把end和aims译作“目的”。当读者不能深入考察杜威表达“教育无目的”时的确切语境时,确实很容易迷失在“教育无目的”和“教育有目的”的表述中。但是,澄清“教育无目的”的争论在她那里并未完成。这种未完成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郭良菁仅仅参照王承绪1990年的中译本就得出end和aim的翻译不确切是“教育无目的”的原因。她没有看到,早在她2013年发表文章之前,俞吾金和孔慧在2012年翻译《民主与教育》[19]45,47,90时,薛绚在2012年翻译《民主与教育》[20]时,他们已经在区分的意义上,在涉及“教育无目的”的段落,把end翻译成“目的”,把aim翻译成“目标”。

  第二,从1919年4月30日到1921年7月24日,杜威在中国讲学长达两年多[21]。包括天民、陶行知、常道直和吴俊升在内的很多中国人不仅有机会听到杜威的演讲,还能够直接和杜威对话。由此,我们很难相信,他们对“教育无目的”的争论是因为个别字词的翻译不确切。

  第三,滕大春指出,杜威的“教育无目的”在美国也曾引起多次争议,且杜威与他的反对者不是在争论抽象的教育概念是否有目的,而是在关于成长的主题中讨论“教育无目的”[13]61。换言之,把《民主与教育》第四章出现的相关文本排除在“教育无目的”的问题之外不恰当。

  “教育无目的”的争论表明,造成争论的原因十分复杂。因此,回到杜威的文本,是辨析“教育无目的”争论的真伪的重要途径。

  二、杜威文本中的“教育无目的”辨析

  尽管绝大多数参与“教育无目的”争论的学者和教育家都否认“教育无目的”是杜威的真实主张。但是,他们坚决的否认立场和态度,既不能解释《民主与教育》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教育无目的”的语句和段落,又不能解释“教育即成长”和“教育即生活”的主张,更不能解释重视教师、家长与受教育者主体地位的主张;前一主张是杜威在教育过程没有终点的意义上提出的,后一主张是他在抽象的教育概念没有目标的意义上提出的。

  我们仔细读解杜威的文本和相关章节发现,《民主与教育》中主要有三处文本明确表述“教育无目的”。三处表述实际上有细微差别,即杜威是在两个论述不同主题的章节阐释“教育无目的”,它们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与此同时,不同语境下的“教育无目的”不是全然不相关,而是相互关联。

  第一处和第二处关于“教育无目的”的表述都出现在第四章“教育即成长”,且第二处出现在第四章结尾的摘要部分。虽然它们在英文表述上有细微差异,一个是"that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has no end beyond itself"[22]50,另一个是"education is all one with growing;it has no end beyond itself"[22]53。但是,它们要表达的含义是一致的,即在发展的教育的意义上,把“生活就是发展,而发展、成长的过程就是生活”[19]45转换成“教育过程本身就是它的目的,在其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19]45的教育术语。简言之,把“生活即成长”转换成“教育无目的”,即教育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综观杜威不同时期关于教育哲学的著作,他在教育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的意义上提出“教育无目的”。这一理念的形成有三个重要来源: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自我实现观念、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生物进化学说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自然主义教育。

  杜威在1893年发表的《作为道德理想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 as the Moral Ideal)一文中,借助黑格尔的自我实现观念,已经提出类似于“教育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的主张——自我实现观念在教育上的应用[23]44。他认为,自我实现是推进教育实践改革的重要观念[23]44,并在此意义上主张“停止把教育纯粹当作后来生活的准备,把它打造得具有当前生活的全部意义”[23]44。他提出,“通过使当前的活动成为所说事例的全部意义的表达式,固然使该活动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达到某个超出它自身之外的某个东西的纯粹手段”[23]44-45。麦肯齐(William R.Mckenzie)指出,1900年之后,杜威有意识地以“成长”替代“自我实现”,但这种替代并没有根本的思想改变[24]。

作者简介

姓名:张淑妹 李萍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

课题: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JJD7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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