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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重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写在中国改革40周年
2019年07月03日 09:36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9年02期 作者:余金成 字号
关键词:中国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资本

内容摘要:一、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是劳动本身的分裂劳动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命活动形式,其产品直接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恩格斯描述了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过程:“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9]163由于一切劳动都采取了分工方式——从社会劳动到私人劳动均如此,可以用“劳动”置换“分工”,即劳动和私有制是相等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劳动是就其活动本身而言,私有制是就其活动产品而言。马克思强调:作为科学技术的“社会一般生产力”和作为分工协作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共同基础是“社会劳动”,后者被纳入资本能力,与个人劳动相对立,进而成为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手段:“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生产部门.

关键词:中国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资本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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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余金成,男,河南信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沪)2018年第20185期 第18-48页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已满40周年,其“不惑”体现在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实质在重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劳动本身的发展引发双方分裂;资本主义法治缺位带来双方对抗;社会主义改革营造双方并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双方融合。

  The reform in China reaches its 40th anniversary.Its "non perplexity" embodies in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nature of socialist reform is to re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itself leads to their split; the absence of capitalist rule of law brings their confrontation; socialist reform fosters their coexistenc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promotes their integration.

  关 键 词:中国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资本/reform in China/socialist market economy/labor/capital

 

  依据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生产方式,而社会主义改革归根结底是生产方式再选择。由此看来,中国改革40年标志性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继此前“探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转而“运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

  毫无疑问,人类凭借劳动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是有史以来激励劳动的最佳方式,劳动活力构成市场经济命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发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现了“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即按劳分配原则。[1]637-638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激励劳动,取决于所提供的平等法制环境使劳动者各尽所能,并经过市场竞争实现按劳分配;二者共同体现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关系。在当代世界,各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却都运用商品生产组织劳动,中国改革最终也走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表明:在劳动者个体能力存在显著差别的前提下,用市场经济方式激励劳动,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求。

  问题在于:劳动者凭借自身能力进行竞争,势必造成利益分配两极分化;强者会将其所得剩余劳动成果转化为资本,以巩固自身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资本是作为潜在生产要素出现的财富,是能够帮助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增加意味着生产资源的扩大,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按照人类生命活动特性,劳动普遍具有成为资本的冲动,因为资本属于保险系数更高的劳动,也是更为高效的劳动生产力。一方面,所有劳动者都希望自己拥有资本,另一方面,所有资本家都希望扩大资本。资本活力构成市场经济的灵魂。

  理性往往倾向“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人们的理性愿望虽然极其一致,现实中却有成有败。只有掌握了特定对象的规律,按照规律行事,人们才能达到目的。一个人思维越缜密,对规律判断越准确,行动就越是容易成功;相反,如果不能把握规律或者规律把握不准确,就无法实践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因共同具有理性形成了一致追求,却因理性能力差异导致行为方式大相径庭。出现或胜或败的结果。

  唯物史观“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2]265而资本正是劳动发展的产物。资本一经出现,就形成与劳动既对立又统一关系。双方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现代史发展主线。正如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所作书评中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3]589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极分化是导致社会对抗的根本原因,其实质是劳动与资本的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初衷是消除社会对抗,使人们进入平等和谐社会。要达到这一目标,治本之策是消除劳动者之间劳动能力质差即脑体差别,通过个人全面发展使所有人都获得脑力劳动能力;要做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能依靠社会生产力提供足够的财富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重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迈上了朝向这一目标的进程。

  一、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是劳动本身的分裂

  劳动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命活动形式,其产品直接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而资本是劳动的发展形态,是掌控了一定资源的劳动,劳动是资本产生的母体。这一判断在《资本论》中已有明确逻辑预设。

  其一,劳动是人类实现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该过程中,劳动作为一种自然力将经历不断改变,使自身潜力获得持续释放,因此,人类的劳动能力将始终处于发展状态。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3]177这一观点是从劳动推演出资本现象的逻辑前提。劳动在改变身外的自然的同时也改变自身的自然,即改变自身的劳动能力。资本属于人类“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的发挥,是除了身体“自然力”之外被人们“自己控制”的力量资源;资本从劳动中分离,客观上是劳动的发展方式,是人类发展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需要。就此而言,资本是人本身改变自身的自然的成果,是更好地发挥自身潜力的选择。

  其二,劳动是体现人类生命活动特性即理性的生命活动,它在改变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使劳动活动始终贯穿这一目的,因此,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将体现理性作用不断增强。

  显然,人们只知道劳动能力处在发展状态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知道劳动能力将如何发展。马克思对比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3]178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人类在改造外部自然界的同时也改变自身自然界,后者既包括人的体力又包括其脑力。体力受到人体物质规定性限制,虽然能够有所增强,但提升空间有限;与之相比,脑力取决于前人精神成果的积累——历史越进步脑力越提高,拥有着无限发展空间,是人类改变自身和自然界的主要载体。就此而言,人类劳动的发展主要体现为脑力劳动的发展。

  脑力劳动表现为理性发挥的中介作用。《资本论》中引用黑格尔的话:“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4]171马克思以劳动资料为例说明了这种中介作用:“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4]171

  其实,理性还有另一种中介作用,即把劳动者作为对象,让人们在分工体系中相互为用,最终体现每一个参与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的。所谓资本从劳动中分离,与其说资本掌控了生产资料,不如说资本通过掌控生产资料支配了无产者,资本营造了新的分工体系,并以此区别于劳动。资本作为分工体系中的管理者出现,劳动则成为分工体系中的人力要素;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体现了强者对弱者的支配。换句话说,在一般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是主体,支配对象是物,即人支配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而在资本主导的劳动过程中,资本家是主体,支配对象除了物以外,还包括了作为人力出现的劳动者。

  理性把人作为发挥中介作用对象的历史,与其把物作为发挥中介作用对象的历史一样古老,甚至前者更为古老——人类本来就是从群居动物演化而成。如果说,人类能力的发展主要体现为脑力或理性的发展的话,那么,迄今为止,人作为理性中介作用对象始终处在首选地位,新的科技革命之所以把生产机器人作为发展目标,足以见人才是最好的“工具”,目前所谓智能机器人也仅仅能够再现人类有限的功能。当然,问题的要害在于:虽然从理论上讲,在社会合作关系中,所有参与者既都是主体或目的,又都是客体或工具,人们彼此相互为用。但是,由于分工中地位的不同,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仅仅体现为对物的支配,而资本家的主体地位往往体现为既支配物又支配人。

  上述局面为两种片面性认识提供了可能:对于仅仅支配了物的劳动者而言,他们会强调自己是物质生产中唯一的主体,资本家是依靠剥削自己存活的;对于既支配了物又支配了人的资本家而言,他们会强调自己才是物质生产中真正的主体,资本家养活了工人。有一点需要提及:理性中介作用对象无论是物还是人,其最高境界都是主体站在生产过程旁边,使生产要素——既指劳动也指生产资料——相互作用,而作用的结果则体现主体目的。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工人直接劳动逐步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资本家和工人虽然支配对象有所不同,但其劳动都演变成“站在生产过程旁边”。这一事实为人们认同劳动与资本共同具有理性提供了依据。

  事情既然依靠理性导演,那么唯有具备足够理性能力才能设计出中介作用体系。如前所述,理性中介作用既包括以物作为对象的自然科学能力,又包括以人为对象的社会科学能力。资本所形成的强者支配弱者的关系与此有关。虽然作为自然人,人们初始所拥有的体力脑力大体一致,但是,由于天生禀赋和后天际遇差别,个体能力差别始终存在,以至于影响到他们对发展资源的获得。所谓脑体分工正是一部分劳动者持续获得更多发展资源造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一直认为商品经济奉行按劳分配原则,并因此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劳动能力差别上,但他们却表示:即便最初资本形成来自劳动所得,在劳动力商品出现之后,也会一步步走向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然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必然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5]542-543只是马克思没有确切划分“初始资本”和“后继资本”之间的界限,因此也就没有准确区别“劳动资本”和“剥削资本”。

  学界关于“资本”一般解释,认定了其剥削性质:资本是“通过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资本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和生产资料,但货币和生产资料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变成商品的条件下,货币和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用作剥削雇佣劳动的手段时,才转化为资本”。[6]865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172

  马克思区别了资本职能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资本本性:“在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中,资本依次采取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个职能形态,并且周而复始。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在不断的运动中,不停地吸吮活的劳动,不停地剥削雇佣工人,强迫工人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它吸收的活劳动愈多,它的生命也就愈活跃。资本的本性充分地体现在资本家的职能中,因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4页)”[7]415

  笔者将在第二部分分析经典文本这种解释的历史背景。其实,从人类历史发展看,对于更多财富或剩余价值追逐本身并不是什么罪孽,马克思鞭挞的是牺牲雇佣劳动者的追逐方式。理性无论采取利益最大化目标,还是采取效率最大化手段,都与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相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是理性的一种能力,是主体通过支配外部特定要素去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如前所述,理性要获得这种支配能力,必须能够把握相关要素存在和发展规律,即马克思所谓能够“按照任何一种物种尺度进行生产”的能力。在这个方面,劳动是经由理性演变为资本的,“劳动—理性—资本”转化过程,要害在理性。在理性面前,所有要素都处在备用状态,不论活劳动还是死劳动,不论物质资料还是精神资料,只要与特定生产过程需要相一致,都可能成为产生剩余价值的要素。

  按照上述理解,资本作为理性能力,继一般劳动掌控生产中物的要素之后,形成了对生产中人的要素的掌控;所谓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劳动作为生产要素转向普遍化、规范化阶段,是劳动力运用继奴隶制、封建制之后的商品制时期。劳动力商品制使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资源获得统一的货币表达方式,营造了自由流动、合理配置的无限空间,开启了人类全面发掘自身劳动资源、全球范围组织劳动分工的新时代。虽然它一度血迹斑斑、罪行累累,但其历史动力作用却难以否认。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可以区别为三个层次:作为劳动时态看,资本是过去劳动,劳动是现在劳动;作为劳动能力看,资本是强者劳动,劳动是弱者劳动;作为劳动方式看,资本是脑力劳动,劳动是体力劳动。笔者试对资本从劳动中分离的逻辑过程作出梳理。

  (一)资本是积累劳动——个人财产权转变为生产资料垄断权

  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178马克思强调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因为二者有无,直接决定着劳动过程能否发生。这是马克思为了说明“劳动力商品”出现而做的逻辑预设:当无产者因失去生产资料而无法从事劳动的时候,为了生存,就不得不把自己唯一拥有的劳动力拿出来作为商品出售。

  马克思还说:在劳动过程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3]177一方面是人力,另一方面是物力。人通过自身劳动面对自然界,劳动过程中物的要素都变成“人化之物”,即被人们理性认知、控制、支配之物。“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8]215在这一理解中,生产就是劳动,生产力就是劳动力,生产方式也就是劳动方式。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蓄的劳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样,我们这里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即劳动。劳动包括资本,并且除资本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9]28“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9]29恩格斯对人类一般生产要素作出了两个层面的辨析:首先是自然界和人,前者提供客观条件,例如土地,后者提供主观条件,即劳动;其次是人和人,或者说劳动和劳动,一种是现实劳动,即活劳动;一种是积蓄劳动,即资本。比较起来,自然界提供客观生产要素,其开发利用程度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劳动状况,因此,考察现实劳动,或者进一步说,建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成为认识并获取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途径。

  恩格斯描述了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过程:“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但是,经济学家还是把资本和劳动分开,还是坚持这两者的分裂,他只在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这个定义中承认它们两者的统一。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这种分开完成之后,资本又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增长额,虽然实践本身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投入周转中。甚至利润又分裂为利息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在利息中,这种分裂的不合理性达到顶点。……所有这些微妙的分裂和划分,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开和这一分开的完成,即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这一分裂正日益加剧,而且我们将看到,它必定会不断地加剧。……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这三个量是不可通约的。”[9]32上述论述有两个基本结论:一是认定资本与劳动对立是劳动本身的分裂:二是这一分裂源自私有制的产生。

  “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9]163由于一切劳动都采取了分工方式——从社会劳动到私人劳动均如此,可以用“劳动”置换“分工”,即劳动和私有制是相等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劳动是就其活动本身而言,私有制是就其活动产品而言。所以,当私有制转变为“资本”的时候,“资本”源自“劳动”的逻辑就十分清晰了。

  私有制作为劳动“产品”只能与劳动能力强者有关。只有强者才能在满足生存需要之后有所剩余,这种剩余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就可以转化用途,从生活资料转移至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私有制为资本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私有制,就它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来说,是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起来的。起初它大部分仍旧保存着共同体的形式,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9]208

  马克思强调:“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9]342这一提法值得关注。所谓私有制是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起来的,肯定针对按劳分配中劳动能力的差别而言——那些劳动能力强者逐步积累更多财富,一旦把后者转变为生产资料,就形成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说“它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实际是强调私有制作为过去的死劳动与现在的活劳动相对立。至于“分工从最初起……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则是指所有者与劳动者分工或者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分工之间的对立;此时,劳动本身只能在资本与劳动分裂的前提下存在。

  (二)资本是强者劳动——按劳分配带来财产权差别

  既然资本源于劳动,私有制显然就属于劳动成果;那么,在人人必须参加劳动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别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分析两个前提。

  首先,如前所述,人类劳动只能以分工方式进行,凡劳动均为分工劳动。自然界赋予人类群居本能,分工合作与生俱来。在通常情况下,凡社会合作,不论以血亲关系为纽带,还是以利益关系为纽带,都体现某种性质的平等原则,即按劳分配原则。只是在自然经济早期,由于持续匮乏状态的压力,为了解决共同体的生存问题,这种按劳分配常常体现为按人分配——共同体成员要么是现实劳动者,要么是未来劳动者,只有大家都能够存活,共同体才能延续下去。仅仅是生产力有所发展并形成稳定剩余产品的时候,才出现了谁获得优先占有权问题。此时按劳分配才产生了私有制现象。最初剩余产品落到了劳动能力最强的社会成员手中,对强者继续发挥作用是一种激励,而共同体因此将获得更多财富,弱者也将因此而受益。

  其次,由于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差别,个体劳动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应该说,这种自然呈现的不同,更有利于人类发展与自然界的全面关系。然而,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并非所有个体能力都能够符合社会当下发展需要,换句话说,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对能力类型是有选择的,对能够接受该能力类型个体的数量是有限制的,只有符合需要的能力类型和接受范围的那些个体,才能够得到认同,并因此获得较为充分的资源条件。这种局面导致了竞争。

  “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9]33私有制意味着对资源占有的优势地位。“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是土地。其次,我们看到,人的活动又怎样分解为劳动和资本,这两方面怎样彼此敌视。……换句话说,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9]33-34

  社会合作关系一旦伴随竞争,利益对抗就不可避免。“竞争的矛盾和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是完全一样的。单个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因此,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直接对立的。”[9]34不仅如此,竞争氛围所营造的普遍不安全感,大大强化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呵护和追逐,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了完整呈现:

  一方面,从客观态势看,“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供给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达到过刚好满足需求的情况;供给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永远不相适应,因为在人类的不自觉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给究竟有多大。……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而总是兴奋和松弛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一种达不到目的的永恒波动。……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这是一个产生革命的规律”。[9]35分工体系越是庞大,生产规模越是复杂,实现需求与供给一致性就越是困难。

  另一方面,从主体关系看,“竞争就使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与土地占有对立起来,同时又使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力量较强的在斗争中取得胜利”。[9]44“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陈旧而衰退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状况活动起来,但是,它每努力一次,也就消耗掉一部分日益衰败的力量。竞争支配着人类在数量上的增长,也支配着人类在道德上的进步。”[9]46生产主体的分裂,导致日益严重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注意到:人类通过竞争分离成为个体,是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唯一道路,而从所有制或经济利益层面来看,私有制正是因此而具有合理性。人们忽略的是:上述过程并非以孤立的个人为特征,恰恰相反,这些看起来孤立的个人构成了越来越大利益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显然,个人及其利益被区别开来无疑成为人类走向整合的必由之路。

  个人与整体分离,一方面是人类进入文明史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不平等的开始。所谓竞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竞争的一种方式。只是,在自然经济时期,这种斗争是围绕生存需要展开的,往往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资本主义在马克思时代重现了这一局面。社会主义者自觉地站在雇佣劳动者一边,就是因为资本所营造的强者支配弱者的关系,达到了危及后者生命的残酷程度。

  走出困境的答案并不复杂:个体劳动能力差别是人类无法作为整体在自然界面前赢得最大化自由的根本障碍,也是社会关系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因。要改变这一点,最好的途径是使每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因为,真正影响人们劳动能力的并不是彼此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取决于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永远不能完全消除,而且也无须消除,个体差别能够使人类以不同角度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如果说,人类所拥有的理性能力使自己能够按照任何物种尺度生产的话,那么,不同个体往往会选择不同物种尺度,人类整体就有望探索并认知整个自然界的规律。

  (三)资本是脑力劳动——理性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

  真正影响人们平等的是个体劳动能力存在质差,即一部分人只拥有体力劳动能力,而另一部分人同时还拥有脑力劳动能力。这种能力质差使人们在合作中的贡献产生区别。一般说来,以体力为特征的劳动,属于人类前史就具备的能力,它虽然伴随人类一路成长,功不可没,但是,该劳动方式使劳动附着在劳动者身上,人在劳动在,人不在劳动即消失。所以,这是一种成本很高、效率很低的劳动方式。与之相比,脑力劳动使劳动过程附着在多种载体之上,即便人不在,劳动仍可存在。脑力劳动成果因具有可复制性,产生了更高劳动效率。

  马克思当年针对劳动异化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体力劳动的。如果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支付的仅仅是体力而不是脑力,那么,首先无法知晓整体生产活动目的,其次也无法明了自己劳动的意义。劳动及劳动产品都会成为劳动者不能掌控的东西,甚至反过来支配了自己。这就是劳动异化现象。

  马克思强调:“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的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的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10]499换句话说,资本对于剩余价值追逐之所以以雇佣劳动为重心,并不具有必然性,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唯有雇佣劳动才是实现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在资本所营造的生产关系中,资本是“主体”和“目的”,而工人仅仅是“客体”和“手段”:“工人没有头脑和意志,他们只是作为工厂躯体的肢体而存在,这是资本的合法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才作为头脑而存在。”[11]362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资本所展示的劳动以脑力为特征,是真正体现人类生命活动特性的劳动方式;而工人所展示的劳动以体力为特征,尚未能真正体现人类生命活动特性。马克思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9]56人脑的作用在于:它通过对客体事物的对象化思考,掌握其存在规律,从而再现该事物。用马克思的话说,“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9]57正因为如此,“人……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12]535-536

  人的意识能力或理性能力的进步是一个漫长且没有止境的过程。生命活动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即便是资本现象出现,也是脑力劳动进入直接物质生产过程的结果。“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3]219

  正如林毅夫所说:“在18世纪之前,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仅为0.05%。这意味着要用1400年,才使得人均收入翻倍。当然,对世界其他地区,情况相似。”“18世纪之后,增长率提高了近20倍。国民平均收入增长率从0.05%提高到1%。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所花费的时间也从1400年减少到70年。在西方,从19世纪中叶至今,国民平均收入增长率再度翻倍至2%。收入翻倍时间也从70年减少至35年。”[13]

  脑力劳动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过程带来上述重大变化。与此相一致的是技术创新范式逐步升级。大体说来,人类迄今为止经历了“经验积累一实验选择一科学指导”三个发展阶段。“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社会或文明中的技术创新来自农民或手工艺者的经验。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实验室里的研究和实验。19世纪之后,技术创新不仅仅来自实验,更是来自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验。”“在实验室里,一个科学家能在一年中做成百上千次试验,而这原本可能需要农民或手工艺者穷其一生去完成。”“科学革命的一项贡献是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取更多关于对自然界的知识,帮助人们克服在技术创新上的瓶颈,使得新技术的发明可以再度源源不断地涌现。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技术创新实验的新方式正是科学革命的结果。”[13]

  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容易混淆两种不同脑力:一种是来自大脑器官功能的“脑力”,另一种是来自大脑功能训练的“脑力”。换句话说,脑力有两种不同性质:一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与生俱来的学习性能力;二是在学习能力基础上的创新性能力。后者具有前者所不具备的两项要求:其一是掌握一套符号信息系统,以便能够对客体世界进行抽象化分析和认知:其二是掌握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以便能够在前人已经到达的前沿领域进行再度创新。显然,脑力劳动创新能力需要经历长期培养才能获得。目前,完整学历教育已经超过了20年,足以见获得此能力的艰难。虽然人们早已懂得:良好教育意味着高效生产力。但教育需要社会财富的支撑——受教育者往往在年富力强时期不仅不生产,还要多消费;如果社会没有充裕财富积累,是不能形成普及型高水平教育体系的。社会财富天上掉不下来,需要通过劳动获得。因此,脑力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只能通过渐进方式提升,而劳动方式脑力化水平相应成为衡量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志。

  显然,人类掌控的对象越多,其中介作用就越强大,人们就越容易实现自己的目的。脑力安排体力,是成本较低、效率较高的社会合作选择。因此,文明史出现脑体分工现象,是社会合作的客观要求,是一种历史性进步。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阶级斗争,应该是一种警示:人类不可能止步于这种冲突状态,必然会走向平等的理想社会。进而两人作出判断,认为大机器生产即可走出阶级社会。其实,即便如今天互联网时代也很难真正消灭阶级;阶级存在仅仅与劳动能力存在质差联系在一起,理想社会将体现为劳动方式脑力化。

  二、马克思时代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4]153众所周知,剩余价值理论构成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通过《资本论》等著作,马克思系统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以及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合理性,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科学认识这一理论,必须从马克思所处时代条件出发。

  (一)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取决于其历史背景的三个特点

  其一,19世纪资本正值工业革命成果推广时期,机器生产方式作为受控的客体过程,直通滚滚财源,对于尚未完全告别自然经济那种缓慢聚财状态的人们而言,展示了一幅全新画面,也形成了巨大诱惑:只要机器在转动,钱袋子就会鼓胀。因此,初尝甜头的资本珍惜一切发财机会,土地、人力、市场等一切生产资源,都变成了资本竞相角逐的对象。

  这个时代尚未褪去自然经济底色。《德意志意识形态》描述的未来景象,依稀可见田园渔猎经济给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烙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9]165不可否认,小生产方式对这一时期的人们仍然具有潜移默化的思想影响。

  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期,人类始终无法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直至“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15]6这种长期匮乏状态所造成的心理恐慌,演变成狂热敛财的普遍冲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9]215面对机器生产所提供的发财机遇,人们尤其有产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都在全力以赴。傅立叶对此嘲讽:“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5]784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幼年资本的面貌:“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266在其注释中,马克思更是引用了邓宁的一段话:“《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3]266

  其二,此时资本正值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期,为了挣脱旧制度束缚,主流思想舆论崇尚“自由放任”原则,以至于在资本家眼中,“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5]785资本明显缺乏来自法治的“他律”,无论对外掠夺殖民地、奴隶贸易、世界大战,还是对内使用童工、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都变成了自由竞争手段,致使整体资产阶级完全沦陷到这种灭绝人性地追逐剩余价值的疯狂之中。

  恩格斯评论道:“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5]785

  像政治权力一样,资本也需要一具法治笼子,如果听凭其横冲直撞,势必为祸人间。然而,像对许多陌生事物一样,人们对资本现象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一开始总是尽可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任其自由展开,一旦它闯出祸端,这才引起关注,并想办法予以制衡。因此,法治约束总是具有某种滞后性。不仅如此,资本作为强者手中的利器,往往成为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呵护对象。国家权力站在资本一边,无视弱势民族和弱势阶级的抗议反对,我行我素。由于实际得利,资本往往陶醉于某种自说自话状态。还应看到,资本始终所处的竞争状态,为其自我革新提供了可能性。在这方面,资本天生具备的生产性,提供了使它边闯祸边补救的时间条件。这是资本主义能够在风雨飘摇中延续下去的根本原因。

  其三,迫在眉睫的是,资本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压迫,直接恶化了后者的基本生存环境,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使资本主义沦为连封建社会都不如的社会制度;加上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大多数人一再地被抛向生死难料的漩涡,无产阶级被迫走向暴力化的阶级斗争。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成为对人类命运负有责任感的思想家苦苦思索的问题。由于事关无产阶级生死存亡,马克思、恩格斯只能倾向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在此基础上设想了人类解放的条件。

  《共产党宣言》这样描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9]412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辛苦劳作群体面临生存危机的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9]15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无产阶级所需要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箭在弦上,马克思、恩格斯豪情满怀地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9]435

  不难看出,关注人类命运的责任感以及丰厚学识,使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只能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人类解放。这使两人坚定地选择了无产阶级立场。立场成为一种预置尺度,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已经有所遵循:选择无产阶级立场,就意味着,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因素将肯定,凡是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因素将排除。思维方式通常有三个维度: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中“立场”即站位至关重要,一定程度决定着“观点”和“方法”走向。由于事物结构方式的复杂性,所展示现象的易变性,何处站位将决定考察事物的角度、认识事物的层面以及判断事物的倾向。立场客观上成为第一观点,也是第一方法;选定了立场,就等于选定了衡量事物的价值尺度,由此出发,一切都将变得不同。这种倾向性思维,一直主导理性活动——唯其如此才能转入实践领域,但是,该预置尺度做法也注定了其对特定时代条件的深度依赖。

  当马克思、恩格斯决心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该利益看作最高原则。这里当然包括对当时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及其暴力化倾向的考量。微妙之处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展示了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完整逻辑,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其中,计划经济能够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大机器生产力浪费,为人们提供“按需分配”的物质条件;而阶级斗争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提供实行计划经济所需要的公有制基础。值此,一切答案都有了,一切矛盾都解决了。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法找到从旧社会转变为新社会的依靠力量,只能一厢情愿地期待统治阶级中的明智者相助。这种无奈局面被改变了。

  马克思对此概括说:“‘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5]341科学社会主义着眼于无产阶级现实斗争和当下危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一句话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5]775如上所述,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自洽体现在:阶级斗争将消除经济危机。

  现在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唯一没有充分估计的是资本自我修正的潜力。他们目睹资本疯狂,很难再从理性角度予以认识,尽管疯狂也可归为理性的某种算计。理性的目标是主体利益最大化,其效率最大化手段则依据形势而变化。作为理性现象的资本,在不同政治环境中运用和表现会不一样。事实已经证明,从马克思时代算起,资本建成自身所需要的市场制度足足用了上百年,其标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规范了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资本以世界为活动舞台,所以,其国内秩序的完善取决于世界秩序的形成。

  在一定意义上,资本的自我修正在马克思时代已出现蛛丝马迹。在当时最先进的英国,无产阶级本应最先取得战胜资产阶级的成果,但工人运动反而形成工联主义倾向,即所谓“做一天公平工作,得一天公平工资”,表达了通过阶级合作增加经济利益的诉求。这种现象与两大阶级总体上处在尖锐对抗局面相比,并非主流。马克思将之称为工人贵族被资产阶级收买的结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并没有意识到: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成功扩张,先进国家已经具备了调整国内劳资关系的财富条件和自觉意识,开始运用法治规范资本行为。而此举到20世纪中叶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

  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上述实际条件,成为解读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

  (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预设条件和基本内容

  第一,马克思判断剩余价值来源的预设条件

  剩余价值是用价值衡量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即带来剩余产品的劳动;所谓剩余产品通常是指再生产现实劳动所需消费品之外的产品,即较之原有产品总量新增出的部分;后者是现实劳动发展的资源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物质前提。追求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是人类一切生产方式的目标;而能否获得或获得多少剩余价值,则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

  社会生产力水平由多种要素决定。马克思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6]53其中,科学是生产力的一种形式;[17]34而“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18]537-538这些要素从实际上决定着生产力水平,进而决定着获取剩余价值水平。

  概括说来,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技术、管理四种基本类型。在彼此区别的意义上,资本属于资本家拥有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形态;而劳动通常是指生产过程的人力要素;技术则是指物化为生产资料的知识形态,也包括特定工艺流程,马克思称之为“社会一般生产力”;管理一般针对了分工体系的规范和高效,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劳动生产力”。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成为上述四种生产要素的支配者,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资本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融合并吸收社会一般生产力也就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劳动生产力,因此资本也是生产的。①马克思依据当时实际,认为科学成果客观上属于社会生成的公共资源,“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8]418与此同时,“社会地发展了的劳动的形式——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劳动形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此,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协作中的同种劳动的统一,分工中异种劳动的结合,机器工业中自然力、科学和劳动产品的用于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正如劳动资料本身在它们作为材料、工具等简单可见的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因而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同单个工人相:对立一样”。[19]42

  马克思强调:作为科学技术的“社会一般生产力”和作为分工协作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共同基础是“社会劳动”,后者被纳入资本能力,与个人劳动相对立,进而成为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手段:“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生产部门,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19]420-421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概括地说:“资本(1)作为强迫进行剩余劳动的力量,(2)作为吸收和占有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力量(作为这些生产力的人格化),是生产的。”[19]422

  问题恰恰在于,无论“社会一般生产力”还是“社会劳动生产力”,虽为资本所用,资本却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人口增长、共同活动、科学、机器被马克思看作“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20]168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于,科学技术也好,分工协作也好,均源自“社会劳动”,并没有明确的主体指认,所以,也就没有确定的主体利益诉求。有鉴于此,在考虑剩余价值主体归属的时候,当然可以排除“技术”“管理”的存在。

  这样一来,在资本、劳动、技术、管理四大生产要素中,真正的活劳动或以特定主体为载体的劳动,只剩下资本和劳动两种。以主体归属确认的剩余价值来源,显然是双方合作形成的。

  事情并没有结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极施为,纯粹是为了更多地占有剩余价值,它对“社会一般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运用,也只是为了更方便地压榨剥削雇佣劳动者。资本所体现的管理职能,更多地具有“监工”性质,这种“监工管理”仅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可以发挥促进生产的作用。因此,资本并不具有必要劳动性质,完全可以在理想生产方式中消失。

  值此,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四大生产要素中,“资本”实际排除了“技术”和“管理”作为活劳动的存在地位,而无产阶级“劳动”理论又否定了“资本”作为活劳动的存在意义。现在,唯一剩下的活劳动只有雇佣工人劳动。如果说,劳动创造价值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形成的剩余价值,其唯一的创造者非雇佣工人劳动莫属。

  第二,马克思形成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逻辑

  当年,在缺乏法治管控条件下,资产阶级为了竞争获胜,不约而同地把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放在无产阶级身上,资产阶级整体都在尽心竭力地设法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而此举难免让人们把这种恶意视为资产阶级的主观故意,这也就是学界有人将资本概括为“基因缺陷”“本性吃人”的根本原因。而马克思虽然在诸多场合承认资本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方面的作用,但却是在宣告资本主义将很快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前提下做此表示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作出了倾向性判断: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仅仅肯定“活劳动”在创造价值方面的作用,否认了包括资本在内的“死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只承认其可以“转移价值”。这一判断,根本排除了资本在剩余价值形成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表达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方面展示了对当时时代条件的依赖。

  事实已经证明,人类劳动行为中的“活劳动”与“死劳动”,或者“现在劳动”与“过去劳动”,始终联系在一起,其区别是相对的,联系却是绝对的。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是持续积累而形成的能力,所有“现在劳动”都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况且,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劳动的“死活”更纠缠在一起,对于采取了最新技术的劳动过程而言,既有技术就具有了“死劳动”的性质,虽然后者仍然可以在某个范围内以“活劳动”形式存在。马克思把生产资料这种物化知识形态,一律视为只转移价值而不创造价值的“死劳动”。

  为此,马克思还区别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3]181从理论分析意义上,“如果我们把价值形成过程和劳动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构成劳动过程的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这里,运动只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和内容方面来考察。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一劳动过程只是表现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在这里,进入劳动过程的商品,已经不再作为在劳动力有目的地发挥作用时执行一定职能的物质因素了。它们只是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来计算。无论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或者是由劳动力加进去的劳动,都只按时间尺度计算。”[3]186

  “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得出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的区别了。”[3]187“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是按照使用价值尺度衡量,“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按照价值尺度衡量。创造价值的劳动虽然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属于同一劳动过程,但衡量尺度却是以“价值”为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价值判断是在交换过程中完成的,是通过竞争实现的,它既包含相关要素的主体归属,又包含某些公共资源的获取水平,后者虽然成为价值构成的原因,却并不具有明确主体指向。

  当然,《资本论》对剩余价值来源的界定,表明无产阶级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剥削,而该过程始于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不能独立进行生产活动,为了生计,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现代社会关系中,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泉源。是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3]591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现象推演至整个文明史。“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奴隶制度是劳动组织的占支配的形式,奴隶必须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所还给他们的劳动,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徭役劳动废除为止,情形也是这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时间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者是分开的。现在,形式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只要‘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他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3]593

  当劳动力变成商品之后,劳动力价值即工资和劳动力使用价值即劳动所创造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后者远远大于前者,这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这一价值是雇佣工人的活劳动创造出来的,但被资本家拿走了。无产阶级之所以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并在斗争取胜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完全是把自己应得的财富夺回来,是正当合理行为。这一理论,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站在道义基础上,大大鼓舞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勇气和信心,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举措。

  (三)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展开与实践指向

  第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从逻辑上排除了脑力劳动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把雇佣劳动作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而雇佣劳动是以体力支出为主的劳动方式,这意味着脑力劳动虽然发挥了某种作用——作为“社会一般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以及作为管理劳动针对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但都是以历史积累方式呈现的,附着在时间载体上,并不具备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意义。因此,专业化脑力劳动分工属于统治阶级刻意把本应自己承担的体力劳动义务强加给他人,建立在剥削体力劳动基础上,是一种应该消除的分工现象。

  马克思当然不是一般地否认脑力劳动,而是把这种劳动置放在历史进程中,强调它通过生产资料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发挥相应作用。换句话说,脑力劳动附着在劳动资料上,并非专业脑力劳动成果,而是在无数经验积累中逐步更新。这成为认识唯物史观中“生产力”的重要前提:“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9]184“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9]241马克思之所以主张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就是认为由此可以掌控社会一般生产力;之所以主张用计划经济代替商品经济,就是认为由此可以充分发挥生产资料对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这个思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恰成对照。马克思心仪的无产阶级解放,很大程度上与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联系在一起。

  既然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承载着生产力,那么,最大可能发挥该技术水平,显然就抓住了生产力这一关键。马克思之所以提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其中“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就是指生产资料一定的技术水平。正因为如此,当大机器生产资料出现之后,马克思就判断实现理想社会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并且把问题归结为:要想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生产力浪费,必须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一致联系,这就需要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首要条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唯其如此,生产过程才可被计划;实现公有制需要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共产党宣言》强调了这一点,并因此把人类文明史看作阶级斗争史。

  至于脑力劳动的主要领域社会管理或者说国家管理,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21]189“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21]195既然国家属于阶级斗争工具,那么,承担国家职能的脑力劳动者自然就属于剥削阶级。消灭剥削阶级进而消灭国家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缘此解释国家现象的客观性:“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1]507两人没有具体解释哪些人凭什么“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即成为从事国家管理的脑力劳动者?而哪些人为什么只能“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斗争,即成为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只是强调脑体分工作为一种事实取决于生产力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9]162而“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迄今为止的分工方式将完全消失”。[9]307其中最为关键的当然是消灭脑体分工现象。

  这样一来,人类脑力支出的两大基本领域,一方面是广大体力劳动者通过经验技能积累,通过社会劳动方式,推动着科学技术进展,潜移默化于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的逐步提升中;另一方面是专业化脑力劳动者,通过占有体力劳动者的成果垄断了发展资源,致力于社会管理,以捍卫统治阶级特权地位为目标维护社会不致分裂。这种结论把脑力劳动者视为剥削阶级,从总体上否定了脑力劳动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中的积极意义,进而一般地把阶级斗争视为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斗争。

  第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从实践上突出了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

  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定雇佣劳动者提供了剩余价值来源的时候,资本主体也好,国家主体也好,就都成为诡计多端、心怀叵测窃取他人财富的剥削阶级。而辛苦劳作却命运多舛的无产阶级,与养尊处优却脑满肠肥的资产阶级,所形成的鲜明对照,对此提供了毋庸置疑的佐证。

  既然脑体分工是阶级肇始,那么,专业化脑力劳动的出现,究竟是人类文明划时代进步的开端,还是历史出现剥削压迫的祸源?或者说,脑力劳动者到底是因为劳动能力强而获得了更多发展资源,还是因为横行霸道而迫使他人顶替了本来应该自己承担的体力劳动义务?

  马克思不止一处谈到分工问题,他写道:“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得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起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8]238此处所表达的观点,要害就在于“才能”到底是分工的原因还是分工的结果?其实,该问题的答案需要置放在历史过程之中:人们的能力的差别最早是分工的“原因”:人们对分工岗位分配的考量,当然以能够干好为尺度,而能否干好只能依据当事人的既有表现;其中可能出现误判,纠正误判的方式并不复杂,干不好就换人,总要以不误事为准则;当然,随着分工现象的持续,长期垄断发展资源的分工者会逐步拉大与他人才能的差距,此时人们的能力的差别就表现为分工的“结果”。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关注了两个基本事实:其一,物质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其二,当时物质生产活动还没有脑力劳动直接介入。正是这两个前提,使马克思一方面主张消除脑体分工,避免脑力劳动者把本应自身承担的体力劳动转移至他人身上,并由此认为这部分脑力劳动者参与体力劳动,可以显著减轻全社会的劳动压力,进而普遍缩短人们的劳动时间。与此同时,由于物质生产活动大体以体力劳动支出为主,劳动分工之间自由转换将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正是马克思赞成斯密的观点,认为人们之间才能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的逻辑根据。

  而在当代,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物质生产活动越来越采取精神生产方式,人们在掌控科学技术方面渐行渐远,造成了分工之间能力尤其是脑体分工能力的重大区别。现实分工越来越呈现为“按劳分工”性质。能力成为分工的原因,而不再是分工的结果。

  对管理劳动的认识亦复如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9]243同样道理,如果从社会总劳动角度看,国家管理所设置的规则秩序,无疑成为所有经济活动的重要前提,不仅如此,国家职能还承担着领土、人民安全职责。人类最初脑力劳动之所以集中在社会管理领域,就是因为该领域至关重要。

  政治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严格说来,从整体上对生产资源进行管理,是任何层级社会共同体的首要责任。它最早是氏族或部族对自身所拥有的生产资源,包括对土地、山林、河流以及人员、工具等的管理,后来则扩大为国家层面生产资源的管理,包括领土、领海、领空、人民、财产等管理。从一般政治管理中析分出资本管理的现象,是管理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可视为管理模式的升级换代。通常说来,政治管理主要针对稳定性资源要素,属于常态性管理,而资本管理主要针对发展性资源要素,属于随机性管理。前者构成后者的前提。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超出了个体权属关系,体现为对公共资源的某种支配。

  马克思时代,无产阶级濒临生死存亡关头是一个基本事实。此时,如何帮助工人阶级走出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暴力型阶级斗争,成为当务之急,任何奢谈理论的空话都不如付诸革命行动。然而,时至今日,当资本主义完善了法治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使阶级斗争有效转移至经济目标的时候,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能够经受住经济危机冲击,后者已经演变成前者自我调整方式的时候,当社会主义运动扩张势头暂时停止转而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时候,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而不得不走向改革的时候,马克思时代鲜亮的阶级斗争旗帜、毫不犹豫的暴力革命主张,因为双方共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似乎都转变为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过程,并且正因为如此,决出胜负的时间显著地拉长了。

  马克思时代资本残酷剥削劳动,资本被视为负有原罪。看来,马克思也把历史看作当代史,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成为阶级斗争史。按照此说,剥削与反剥削的阶级斗争,成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基本方式。其实,如果承认今天资产阶级可以与无产阶级进行常态社会合作,就会发现,阶级合作比阶级斗争更为经常地成为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即便阶级合作是常态,其中仍然包括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阶级斗争,只是该斗争变成了社会发展的辅助因素,以至于阶级斗争成为形成合理社会合作的特定环节。

  长期以来,马克思对资本摒弃是通过否定资本的劳动性质完成的,与此相关,脑力劳动也被看作非劳动。这种判断也许符合当年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实际,但很难说符合今天的实际,也很难说符合全部历史实际。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资本主义积累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展示了一幅无产阶级贫困加剧、资产阶级财富增多的前景。随着时代发展,剩余价值越来越仰仗精神成果的运用。昔日那种残酷地压榨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方式,不仅受到了越来越健全的法治的约束,而且正在蜕变为成本高效率低的落后方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传统形态发展到现代形态的根本原因:剩余价值形成重心已经从体力劳动转移至脑力劳动。

  脑力劳动所具有的灵动性,使剩余价值对劳动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劳动时间范畴;价值高的科学力,并不一定耗费的劳动时间长。虽然一般而言,衡量劳动仍然要以劳动时间作为基本尺度。

  三、社会主义改革中资本与劳动并行不悖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时代事实,把脑体分工视为阶级分野基础,进而认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并缘此建立阶级斗争理论,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形态转变为实践形态。这一基本思想对后人产生了巨大影响,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革之前的重要意识形态前提。

  1957年3月,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2]4091958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5月份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这一判断: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即尚未转变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23]388知识分子被明确定性为“剥削阶级”。事情的转机发生在社会主义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从发展趋势看,“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那种“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的观点,“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24]89大会宣读了郭沫若的讲话稿,欢呼“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同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岁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评价是文:“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难看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改革时代发挥了鸣锣开道作用:前者把脑力劳动推至舞台中央,后者为充分运用脑力劳动预留了广阔空间。脑力劳动不仅是劳动,而且属于标志性劳动,抓住脑力劳动才是真正抓住了劳动。承认“脑力劳动是劳动”,社会主义事业才算迈上了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这岂止是“科学的春天”,也是社会主义的春天。一旦迈上了这一正道,接下来的发展就势不可挡了。

  (一)社会主义改革对脑力劳动主导地位的认识逐步深化

  第一,肯定脑力劳动属于劳动

  1977年7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为此,他要求全党“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24]43

  如前所述,脑力劳动通过支配物和人两种要素进行物质生产,自身往往并不直接参与其过程;这种中介性质作用只有纳入社会总劳动才能被辨识和认同。脑体分工以二者合作为前提,双方共同承担社会物质生产任务。否认脑力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无法真正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一站好几小时,这既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24]41

  邓小平认为我们事业的关键在脑力劳动者这种人才,他强调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25]92“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5]120

  第二,肯定脑力劳动具有重要性

  与邓小平时期需要从政治上肯定“脑力劳动是劳动、脑力劳动者是劳动者”不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已在强调脑力劳动在劳动中的关键作用。

  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26]13“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26]35表明脑力劳动不仅是劳动,而且是重要劳动。他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27]539,540

  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以脑力劳动为特征的人才问题变得十分迫切、更加重要。胡锦涛指出,人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28]129;“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28]124-125

  第三,肯定脑力劳动的主导性

  改革发展至习近平时期,一切变得大不相同。党已经无须再通过“脑力劳动是劳动”这种初级方式,以及“脑力劳动重要”这种抽象方式来动员脑力劳动,而是通过“人民”概念动员所有劳动者,普遍增强社会活力,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而对于脑力劳动者,则是赋予其“创新”重任,要求全面发挥其在各个领域的主导性作用:“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同时,也从战略上和全局性角度强调了对脑力劳动及其创新能力的全面倚重:“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二)社会主义改革对资本作用渐次认同

  第一,改革初期主张可以利用资本力量

  邓小平时期,在对外开放中启用了资本。应该看到,邓小平此时虽然推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属于“对内搞活”性质,但毕竟刚刚起步,需要经历一定时间才能形成所需要的资本积累;与此同时推出“对外开放”举措,引进了大量闲置境外资本,尤其是与国内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港澳台以及华侨华人资本,其中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最早一批经济特区,成为外资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运作的风水宝地。国外学者在比较同时期中苏改革时曾指出,与苏联不同,中国港澳台和华人华侨根系于中华传统文化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理念,他们的资本获得最早信任和依靠,成为助推中国经济腾飞的两枚强大火箭,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外资在经济特区的表现,在习惯计划经济的国人面前展示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资本视野中,各种生产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人力,同资金、技术、管理一样,都成为组织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拥有者具有同等经济地位,由此大大拓宽了关于生产条件的观念。成熟资本运作,可以按照特定目标对各种资源做跨时间跨空间配置。使用权多样化丰富了所有权内涵。人们可以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更为自由地去认识和配置资源。这意味着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很像是催促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动身南行的信号。拥有一流军事力量、近两千万党员和超过70年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苏联,居然消失在一夜之间。其最为深刻的原因在于,一旦经济发展失去活力,无法为人民提供更好生活条件,也无法展示向好发展前景,就可能从根本上失去人民支持。这意味着,尽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认为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尽管社会主义政权获得过人民流血牺牲支持,也可能得而复失。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如果社会主义长期无法拿出一流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会失去民心。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再徘徊在“计划”和“市场”之间,不能再止步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看起来“全面”的概念上,而是要断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把改革这篇大文章真正做下去。当然,为了说服全党,邓小平先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设置了两个前提:

  一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当然可以采取与“够格”的社会主义不同的经济体制;由此化解了人们依据经典文本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理性的挑战。

  二是市场和计划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由此成功地推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使中国改革走上了一条创新之路。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策略原则上:一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二是坚持共同富裕目标。

  邓小平强调“不争论”原则,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发明”,可以避免因争论所导致的时间浪费。其实,在社会主义改革大背景下,争论是很难迅速形成共识的;人们很可能分为两派:一方固守经典文本,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循文本所宣示的原则,否则就是背离甚至背叛;该派只能在有限意义上接受与文本有所不同的改革——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实行的“方法”层面变革。另一方援引实际标准,认为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上先于社会主义是基本事实,改革需要按照前者模式调整发展原则和相关战略——主张按照资本主义蓝本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如不能允许权力进入市场。两派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文本派恪守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承接了社会主义运动传统,却忽略了社会主义思想解放原则;实际派破除了改革前行的思想障碍,维系了改革发展活力,却失去了坚守社会主义原则的自信。前者对前人理论保守,后者对他人经验迷信。社会主义改革属于人类开创性事业,既有文本标准和实际标准,都很难为其提供可靠依据。中国改革对传统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双重超越,只能伴随着一系列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借助资本的作用

  江泽民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已成为改革目标。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求,需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随着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出,国内已形成民营经济崛起之势,相应诞生了以资本运作为特征的社会阶层。对这一群体持什么态度,是限制阻碍,还是鼓励支持,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回答的一道重要难题。

  江泽民主张允许私营企业发展:“第一,他们是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允许下出现的;第二,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主导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总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第三,他们原先大都是一直受党教育的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或者他们的子弟;第四,他们的经营活动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总之,他们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工商业者。所以我们说,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就是我们党在政治上对他们的基本看法。”[27]341-342

  针对一些人动辄拿出文本予以非议的做法,江泽民指出:“对很多问题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概念。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也不能简单地套用十九世纪时期的概念。……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次七一讲话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27]343

  江泽民认为,应该按照当下标准衡量改革开放新局面:“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我讲这个话,就是要给大家解开一个紧箍咒。我们不能再搞过去那种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东西了。……如果还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和旧中国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那些概念来解释当今的中国社会,解释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各种经营投资活动,显然是不适合的。”[27]343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种党的性质调整在我党历史上有先例: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必须在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②在此前提下,按照“三个代表”标准,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这就化解了资本崛起所引发的政治争议。

  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既借助资本力量体现发展是“第一要义”,又力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原则扶植劳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追求共同富裕目标,而后者止步于优胜劣汰局面;与此相关,两种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则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通过科学发展观,推动资源配置向共同富裕目标倾斜,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恪守不进入市场原则,仅仅着力于弥补市场失灵。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鼓励资本发展

  市场是资本驰骋的天地。人们对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以及对效率最大化手段的运用,在市场中得到充分展现。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资本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市场,就是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资本。从十四大以来20多年的改革进程看,中国共产党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一直在探索寻找新的准确定位。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都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该提法认同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一种重大突破,但也隐含着对资本的政治戒心,还没有完全放开资本;一旦需要,随时可以祭出“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宝予以制衡。

  随着改革的深入,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些提法都放弃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一限制词,从市场基础性作用前置状语变化可以看出,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形成越来越强的期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进展,笔者认为,该提法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明确了自身结构的规定性,完成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要素标配。如果说,1992年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话,那么,在经历了约20年实践探索之后,2013年才算从宏观架构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特点是:既通过市场作用最大限度放开了资本,又通过政府作用特别强调了关注劳动。当然,改革尚在路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也在继续。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定这一进展的质变意义。习近平在说明该《决定》时解释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29]既然市场作用旁边存在政府作用,前者就不可能是“全部作用”。

  十九大仍然采取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提法,与此同时,强调“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市场决定性作用作了进一步阐释。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二元机制中放开了资本。所谓二元机制,就是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人们很早就意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大的难题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其深层次表达仍然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如果束缚甚至杜绝资本,会严重影响生产力发展;如果听凭资本控制劳动,两极分化局面势所难免。唯有同时推出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才能兼顾资本作用和劳动权益,做到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完善双赢。

  对于社会主义运动而言,此举具有划时代意义。在马克思时代及其以前,资本没有被关进法治的笼子里,资本运用伴随着肆无忌惮的剥削。如今资本,面对了大体健全的现代市场经济,其所作所为总体上受制于法律制度规范,虽然人们无法断言资本运作消除了剥削现象,但是,作为一种受到制度纵容鼓励的剥削,应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正在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正在得到来自政府作用的帮助。

  与此同时,当现代资本主义规范了资本行为的时候,市场经济客观上形成了阶级合作模式。共产党人对理想社会目标的追求,只能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的基础之上。为了拿到这一生产力,社会主义需要认同现代市场经济所营造的阶级合作局面,并相应要求共产党人用人民性原则代替阶级性原则;然而,共产党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或解放穷人的目标并没有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机制也没有变化。正是这两种“没有变化”展示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战略选择的不同。坚持这种特定政治原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属于阶级立场要求;维护这种区别则具有阶级斗争性质;而当该政治原则受到严重威胁和冲击的时候,需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方式予以坚守。

  (三)中国的改革营造劳动与资本并行不悖的经济环境

  第一,社会主义改革建构劳动与资本的主从关系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可以通过其分配地位清楚地展示出来,中国的改革在这一领域经历了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强调按劳分配原则的恢复,基本没有涉及按生产要素分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绝不允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原则来反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共十四大)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全面开花、趋向繁荣。有别于劳动的生产要素日益活跃,在社会生产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学者谷书堂、蔡继明(1989年)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多种所有制成分,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交换,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企业和个人还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收入分配和积累的自主权,所以,不能完全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按贡献分配,也就是按各种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的创造中所作出的实际贡献进行分配,从而提出了按贡献分配原则。[30]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十四大沿用了这一提法。

  这一提法从利益分配角度确立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劳动与资本的主从关系,即以劳动作用为主,以资本作用为辅。社会主义改革找到了市场经济道路,这是一条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同的道路,既是生产力的巨大调整,也是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在马克思界定资本剥削性质的前提下,中国社会主义者能够平心静气地讨论资本与劳动的合作关系,并且承认资本享有合法利益分配——虽然与劳动相比只能发挥次要作用,不可不谓一种巨大转变。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与资本并行不悖

  在市场经济实践中,人们很快就发现: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其作用越来越超过劳动。原来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为补充”的原则,并不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这才有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新提法。显然,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对之补充”到“与之并存”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调整,表明了双方同等重要的经济地位。

  此后一段时间里,都沿袭了“并存”的提法。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十六大仍然坚持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关于收入分配原则的提法,继续强调“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改革进程中,对劳动之外生产要素类型逐步予以明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五大提出要“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六大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到了十七大则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新的突破出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这一提法的新意在于:双方针对的都是“分配”,前者说的是分配“原则”,后者说的是分配“体制机制”;显然,“体制机制”是落实“原则”的逻辑衍生要求,是其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与此前表述不同,这里没有强调“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区别,不再突出双方“为主一补充”或“为主一并存”的主从模式,而是直接纳入相互补充的同一语义表达中。该新提法虽然并没有明言“按要素分配”就是“按劳分配”,但在一定程度认同了双方的一致性,并因此开启了按资分配即按劳分配的逻辑通道。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与资本的双重机制

  事实表明,体力劳动者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并非一开始就能找到正确的按劳分配方式。如同脑力劳动者长期通过“工具性”鄙视体力劳动者一样,体力劳动者一度通过否认其“劳动性”贬低脑力劳动者。马克思为了帮助水深火热中的无产阶级实现解放,设想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从理论逻辑上理顺了共产主义目标的科学性,但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没有获得理想的生产力水平,因为它没有真正践行按劳分配原则,没能实现对全体劳动者的动员和激励,而这一点对形成一流生产力至关重要。

  不难看出,正确判断剩余价值的来源构成了上述观点的前提。既然剩余价值来源于现在劳动对过去劳动成果的发掘利用,既然过去劳动成果属于历史积累,成为人类的公共资源,那么,率先“发掘”该资源的脑力劳动和之后“利用”该资源的体力劳动,都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正确认识的按劳分配应该包含两个环节:首先是差别分配,让相关知识产权拥有者率先得利、较多得利;其次是平均分配,让所有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者都能够获得相同利益。

  在经济实践中,体现前者和体现后者都存在一定困难;使二者形成一定合理比例更为困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体现前者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制度形态,体现后者则较弱。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体现后者比较自觉,体现前者则相对较弱。社会主义改革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客观上要求在兼顾差别分配和平均分配上形成一种新的制度模式,应该说,达到该目标需要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可谓任重道远。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需要兼顾差别分配和平均分配,并非单纯出于道德考虑,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合理性的效率考虑。在漫长文明史过程中,脑力劳动者既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导者,也是利益分配的决策者。他们囿于自身立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首先满足自身利益,然后才考虑体力劳动者的利益。在正常情况下,双方尚能相安无事,一旦受到天灾人祸冲击,例如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是勉强温饱的弱势群体,而当体力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的时候,双方的斗争就会浮上表面,直至采取暴力革命方式。

  人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历史,只能通过生命活动特性予以解读。后者理性的特征,就在于把握生产要素规律,越来越充分地利用它们。当人类把握了尽可能多的要素规律的时候,就可以让它们相互作用,使结果服从自身需要。换句话说,人类越是进步,就越能抽身事外,剩余价值增多与直接劳动减少相一致。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就是脑力劳动成果积累的过程。人们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只能渐进发展;理性的中介作用,体现在梳理历史成果基础上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所谓剩余价值来源于现在劳动对过去劳动的发掘利用,就是表达了这一观点。[31]51-54

  最为奇妙的是:人类对物种规律的认识,首先是对自身的认识。迄今为止,人们的能力的相互为用仍然是理性中介作用的一般形式,也是该作用的最高形式。就此而言,社会管理是脑力劳动所经营的最重要的领域。早期脑力劳动者之所以集中在该领域,恰恰因为社会管理是决定人类命运最主要的环节。经典文本否定这种脑力劳动专业化现象,认为这是脑力劳动者把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那部分体力劳动强加给了他人,是不合理的剥削现象,也是阶级产生的原因。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并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理性中介作用率先发生在人们相互为用的范围,并非偶然。人是至今为止尚无任何机器所能超过的自动工具,个人不仅能够按照固定生产程序劳动,而且拥有随机判断处理突发事变的能力。不仅如此,任何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都只能通过人来进行,人能够支配万物。所以,当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的时候,他抓住了政治的本质。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前,政治早已是第一生产力,甚至“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也是政治选择的产物,至少在中国改革中是如此。政治从宏观上决定以分工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关系,也即社会关系,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任何生产力发展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国家在政治决策领域存在选择性,而任何选择都具有经济性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国家经济作用不容小觑。唯物史观把经济基础定位于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虽然有某种道理,但道理并不充分。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期,生产力发展与其说取决于科学技术,不如说取决于社会管理。当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停滞不前的时候,社会关系适时调整就变成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原因。中华民族在自然经济时期拔得头筹,很大原因在于社会管理发挥了作用。

  重视政治是经济需要,是一种宏观层次的经济需要,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展示的新型按劳分配模式,即等同于按要素分配的按劳分配,需要经历“两个彻底决裂”:一个是同传统所有制彻底决裂,一个是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既为“彻底决裂”,就需要强大的政治推力;难点在于,政治这种举措无法事先举证,它既没有现成理论基础,也没有成熟实践依据,作为新型发展模式,它只能通过实践成功并达到预期目标证明自己的正确。显然,该证明只能在这一实践能够进行才能真正完成。为了该实践能够进行,坚持“四个意识”成为既定政治机制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通过市场决定性作用,解决了按劳分配中的差别分配问题,通过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解决按劳分配中的平均分配问题。要完全体现二者协调一致,创造出新型按劳分配模式,还需要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历史任务。文明史至今,人类一直没有解决好如何组织劳动、合理协调劳动者利益关系的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展示了化解这一难题的方向,这是一种巨大进步,非常值得期待。

  改革中诞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历4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成就堪与西方上百年发展媲美。这一成果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是正确的。中国仍然面临一系列重大难题和挑战,党的十九大宣布“两个十五年”发展目标,完整呈现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路线图,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具体化。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改革只能前进;而对40年来社会主义改革经验的正确梳理,则成为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基本前提。

  四、劳动与资本相互融合的逻辑前景

  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初期,人们还普遍把选择市场经济视为化解生产力落后燃眉之急的“手段”的话,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并发展,其逻辑推演展示了大不一样的前景,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元机制建立的价值观因素

  1.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发展不断向好的期许

  唯物史观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强调人类社会将依次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顺序向前发展。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一结论的逻辑依据是:人类按照自身生命活动特性发展,即通过“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每一代人在消费了所创造的物质成果的同时,将其精神形态成果留了下来,后者形成不断积累的历史资源,致使每一代新人都能够站在更高起点上去从事自身劳动,由此确保了人类发展持续向前的趋势。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就体现在该趋势的当代进程之中。

  共产主义社会将呈现以消灭阶级为标志的社会平等。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一结论不仅表明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在顺应经济规律基础之上,体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至一定水平的客观要求,而且表明,该规律体现在弱势群体取得了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简而言之,上述结论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怎么确认人类社会到达了可以消灭阶级的“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其二,怎么理解弱势阶级实现社会平等的条件?

  事实上,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两种答案。经典文本主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当生产方式机械化的时候,生产发展就达到了可以消灭阶级的阶段;此时,只要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就能够实现所有人的社会平等。中国的改革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劳动方式脑力化的时候,生产发展才达到可以消灭阶级的阶段;之前,人们需要千方百计地创造满足每个劳动者发展需要的条件。

  坚持改革的人们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元机制就是为了满足每个人自由发展的需要。其中,市场决定性作用动员劳动者各尽所能,旨在推动生产力尽快发展,做到既普遍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又普遍满足人们发展的需要;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旨在改善生产关系,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帮助弱势群体逐步提高其劳动能力。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结论的最新选择。

  2.中华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推动

  依据唯物史观,物质生产是人种延续形式;物质生产文化也是人口生产文化。人类的两种基本文化形态即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其雏形都生成于自然经济时期,主要因物质生态环境、人员交往范围以及杰出人物作用等不同条件长期积累,造成了二者人口生产方式的重要区别,其中,西方文化属于以人口生产力为主导类型,核心理念是“权益竞争基础上的个体图强”,侧重于个体本位价值观;中华文化属于以人口生产关系为主导类型,核心理念是“差别有序基础上的整体协作”,侧重于社会本位价值观。[32]事实证明,两种文化形态虽在价值观起点上不同,但面临同样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任务,所形成的发展模式的内容和结构大体一致。双方的区别体现在运作思路和策略选择上,这些对相关主体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经俄国十月革命的传播,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这一客观过程,同时成为一种逻辑展开。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只能是各民族文明成果的集大成。但是,由于19世纪交往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诞生只能以西方文明成果为背景,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文化成果虽有所涉及,但总量不多,且多系间接资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化重要环节;而所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则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类整体发展相统一,其伟大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苏联“老师”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学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先进的西方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后进的中国创新了现代市场经济。现在看来,源自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一旦来到中国,之所以均发生了重大转变,关键在于中华文化的禀赋与众不同。中华文化秉持的社会本位价值观,以其衍生的对自身更高的自信心、对挑战更强的适应性、对差别更大的包容度、对和谐更多的向心力,彰显了与个体本位价值观的不同。经济全球化时代往往伴随以文化全球化,百余年来一直处在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经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终于以自身发展成就赢得了话语权。对人类而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证明了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和重要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推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证明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有机统一;值此,人类文明史才算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完整要素,新的历程将变得大不相同。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资本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所谓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放开对资本的约束,使其自由地发挥作用。正如林毅夫所说:“中国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到了取消所有扭曲的时候了。”[13]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也会显著不同。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其中,市场决定性作用或资本作用,被看作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内在的环节:如果说,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劳动方式脑力化问题,而后者只能建立在社会财富能够支撑一个平等教育体系的话,那么,放开资本施为,就是为了取得这样一个庞大财富积累,后者理所当然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该部分通过拉开贫富差距这种相矛盾方式来进行。放开资本实质是为了利用资本并最终消灭资本,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由此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是在改革中逐步放开、渐次生成的,始终受到相关法治管控和约束,没有经历类似西方资本长期的、血腥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大部分是从原来公有制部门分离出来的,一方面,劳资关系一般没有深层次积怨和仇恨,另一方面,资本拥有者也通常不具备习惯成自然的跋扈与专横。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虽然与原生态资本一样,都是主体实现自我利益的理性选择,都遵循利益最大化目标和运用效率最大化手段,但是与后者显著不同,前者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支配,已越来越减少挑战社会公德和良知的戾气,也越来越弱化作为强势存在而藐视弱者的任性与傲慢。这些奠定了劳动与资本合作关系的社会心理基础。

  最后,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在宏观上受到政治环境影响。资本作为理性现象受价值观支配,会形成所谓立场选择。如前所述:立场是第一观点。当资本选择个体本位时,会倾向于所谓自然法则,而人本身的物质规定性会占上风;而资本如果选择社会本位,会倾向于社会法则,人的精神规定性就会占上风。诡谲之处在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各具逻辑,都形成自身合理性,双方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对抗,区别仅仅在于:自然法则倾向于现实利益,社会法则倾向于长远利益;至于何者占据优势,要看社会整体环境营造的氛围,后者既需要一定物质基础,又需要某种精神文明,需要政治长期引导才能形成。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突出了整体性(即所谓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宏观性(即使用财政金融政策强化供给侧改革)、战略性(类似于“三步走”“两个一百年”“两个十五年”)。这些显然提供了更有利于资本发展的经济环境。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元机制发展的政治权力因素

  1.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对解放穷人的承诺

  对资本罪孽的严厉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郑重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创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灭绝人性行为的强烈愤慨,也展示了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忧思。两人判断:资本主义迈不过去经济危机这道坎——每一次危机都把无产阶级推向深渊,迫使无产阶级进行义无反顾的反抗。他们预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具有极大现实可能性,并因此设想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以及“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是揭示资本现象和资本主义历史地位最为深刻最为全面的思想家,像所有历史伟人一样,在理论逻辑和现实必需面前,他们倾向后者,并为化解现实危机建立了理论体系。两人生活的年代,是资产阶级崛起、资本主义逐步代替封建主义的时代,也是工业革命飙发,搅动生产领域一池春水的时代;人们看到,政治风云变幻,民众主导变革,经济大潮飞扬,发展突飞猛进。像马克思这样青年时期就立志“为人类工作”的思想家,通过发现唯物史观,很难不受到立即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诱惑,这促使他“首先”成为“一个革命家”,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5]1003

  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时代化就是中国化,中国化就是人类化。这方面俄国十月革命功不可没。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从西方跨过俄国这座桥梁,来到了东方。当然,真正能够将东西方串联在一起的,仍然是阶级斗争理论;后者建立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之上,即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和反抗。中国人听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追求翻身解放的愿望最为迫切,所以十分关注邻国改天换地的动静,正如十月革命是解决世界大战中俄国“人民毫无出路”难题一样。双方对暴力革命的共同选择,表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寻找到了同一种民族解放载体。

  首先,民族解放是超出阶级解放的目标模式,能够动员更多社会力量投入;其次,无论阶级解放还是民族解放都与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困境联系在一起,这注定了斗争将采取暴力方式——凡暴力都可以迅速引起质变,并因此带来资源配置格局的重大变化,是实现利益关系变化的重要载体;最后,俄国与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都取决于拥有一个目标清晰、组织严密、行动果断的政党及其众望所归的领袖,处在形势瞬息万变、力量错综复杂乱局之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党领导,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把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在一起,既是俄国、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二者的优点,还是其肩负了重要历史使命的标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种制度而言,同样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提醒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几代志士仁人和数千万普通劳动者流血牺牲换来的,无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还是解放穷人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和社会主义道路宣示的发展目标,为了不辜负人民信任,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必须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2.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履行管理主体责任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阶级斗争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后者一旦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变,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种国家形式,就将趋于消亡。列宁在经济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希望新建立的政治权力能够帮助发展经济,即所谓“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这一思考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职能的认识,使之从“阶级斗争工具”发展至“经济建设工具”。

  政治权力的对象是公共资源,其运用原则是效能最大化,即某种意义的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意义上它属于理性主体范畴。如果说,理性主体为了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面对所存在的劳动力、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等资源要素,力求合理配置并发挥其最佳中介作用的话,那么,在要素配置方面,资本主体致力于其微观层面,针对的是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诸环节,国家主体致力于其宏观方面,针对的是价值目标、制度规范、体制设置、政策原则诸领域。双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

  现代社会主义与原创社会主义理论最为显著的区别就是:前者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新释放了资本的作用。当年,马克思指斥资本具有剥削性质,与其说是指资本无偿占有了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不如说是指资本无偿独享了公共资源、间接侵占了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当然,资本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工人劳动强度的方式,则是对雇佣劳动者赤裸裸的直接剥削。现在有必要区别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侵占现象。

  构成难题的是:资本家有权使用公共资源,且对公共资源发掘利用付出了劳动,如何区别资本家的劳动所得与利用公共资源所得——后者往往大于前者。合理的判断是:资本管理劳动应该取得一份报酬,但资本家却不应该独享利用公共资源的全部所得,后者是资本家与其他劳动者共同实现的成果。

  从历史上看,人们在相当长时期都没有区别“发掘公共资源”和“利用公共资源”在利益归属上的不同。而只是囿于传统认知方式:谁发现谁拥有。这种状况之所以发生:一方面,取决于主体意识不强,人们在争取自身合法权益方面缺乏必要自觉性;另一方面,取决于信息屏蔽现象普遍存在,被管理者与管理者信息严重不对称,前者无法从比较意义上判断自己的合理利益。

  如果说,从历史上看,统治阶级一直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掌控了大量公共资源,并用于满足自身需要的话,那么,这似乎不好归结为对被统治阶级的直接剥削,也就是说,不是以直接侵犯后者的劳动所得为前提的,而是以独享社会发展成果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将之定性为“剥削”,在后一意义上具有合理性。统治阶级独享发展成果的局面一直得以延续至今,形成了对发展资料的垄断,客观上保证了匮乏时代脑力劳动者群体的稳定和发展。

  大量公共资源往往被两种管理主体所占用,一种是资本主体,一种是国家主体,这一向都被看作天经地义。现在,国家主体肩负了帮助穷人的历史责任,当然可以对此作出倾向性安排。而国有经济的客观存在,为国家主体履行这一使命提供了载体。

  工人农民作为体力劳动者,一直被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捧为高高在上的政治宠儿,他们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说法在社会合作成果属于一切分工劳动共同所有意义上是合理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所有分工都被置于竞争环境之中,体力劳动者再度沦为弱势群体,却是不争的事实。现代社会主义不能滞留在工人农民政治光荣的层面,而忽略了他们的经济窘迫处境。马克思十分明确地认为:无产阶级解放就是消灭他们作为无产阶级存在本身。社会主义要“解放穷人”,只能改变他们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分工地位,即解决其全面发展或获取脑力劳动能力问题。

  资本的历史贡献不言而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不能只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还应该看到:资本在积累过程中,或者说在按资分配过程中,客观上占有了更多公共资源,如果承认按资分配是按劳分配的一部分,那么,这显然还不是合理的按劳分配,所以,适当地压缩按资分配的所得份额,从经济学意义上并无不当。鼓励资本大有作为和适当限制资本所得,并不矛盾,尤其是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背景下。

  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体现在国家主体支配的公共资源对弱势群体作了倾向性使用。当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其国家主体对公共资源的运用是依循惯例,而社会主义国家主体通过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掌控了更强手段和更大力度,在帮助弱势群体方面更有作为。

  3.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自我净化势属必然

  国家主体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权力,使其成为巨大财富源泉,也相应成为资本主体竞相围猎争取的对象。掌权者对制度规则的掌控,就是对资源的掌控,本身也是一种能力,属于按劳分配范畴。它与按资分配不同,后者是可以量化的,前者却很难量化,除非附着在物质载体上;还有,国家权力往往为一种系统或体系,个人作用析分出来存在一定难度,这一点与一般资本也不一样。

  人类理性长期以来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获得突破,原因就在于其存在方式的复杂性。掌权者的施为领域包括“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这既是检验其管理能力的尺度,也是可能以权谋私的空间。自由裁量权本身是公设区间,在此前提下,即便是“为私”,也具有合法性;事实证明,权力腐败之风往往起于“自由裁量权”这种青萍之末,从“给谁都是给”变成“非谁不会给”,从被动获取“好处”到主动索取利益,一批公职人员就是这样倒下去的。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本身的性质,要求掌权者施为必须秉持公心。

  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净化是系统工程,理论上包括三个环节:其一,分清公私。掌权者个人对相关资源的使用必须分清公私。过去一度盛行的“三公消费”恰恰是在这一方面积弊甚深。执政党通过“八项规定”对公权力人员严格要求,控制了泛滥势头,但公共资源似可信手拈来,战胜诱惑仍然是长期任务。其二,先公后私。掌权者在行使公权力时对“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必须先公后私。这意味着某种回避制度、程序制度以及追责制度的配套实行。其三,大公无私。掌权者在制度设计、战略规划、政策制定方面必须大公无私。这类政治行为往往与高级管理人员有关,其决策带有全局性、长期性、关键性,丝毫容不得私心杂念。

  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资本作用达到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必须伴随一场自我革命才能真正承担这一划时代历史使命。原生态资本,仰仗个体本位价值观,其样态因人而异具有某种或然性,源自优胜劣汰机制所带来的资本骄横,与丛林法则联系在一起,成为个人主义跑偏的土壤,但被西方文化视为某种自然法则,享有天然合理性,构成为原生态资本普遍的心理状态,也是弥漫、侵蚀一般市场经济环境的普遍现象。显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特别需要警惕和防范资本自发性所造成的对他人及社会权益的侵害,通过长期下大力气建立规则意识,使“资本”偏执和霸道失去基础。这只能通过执政党率先垂范才能做到。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元机制演变的经济结构因素

  1.资本价值和资本使用价值导致的剩余价值现象

  马克思曾经通过区别“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使用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从劳动角度揭示了当年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来源。其实,马克思还在多处区别了“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或者说“资本使用价值”和“资本价值”,从资本角度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

  马克思说:“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16]368-369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过程的“社会劳动过程”视角体现为一般使用价值生产,而生产过程的“价值增殖过程”视角体现的则是不合理的劳资关系。

  他强调:“劳动的社会的和一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但是这种生产力只同劳动过程有关,或者说,只涉及使用价值。它表现为作为物的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它不直接涉及交换价值。”[19]423这里,“作为物的资本”或“资本的使用价值”,与上述“社会劳动过程”相一致,而“作为‘关系’的资本”或“资本的交换价值”,应该与上述“价值增殖过程”相一致。由此,马克思区别了资本使用价值和资本价值,其中,资本使用价值决定着资本价值,换句话说,资本使用状况决定资本价值水平。

  马克思还说了一个观点:“如果说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占有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看来是资本的自然属性,因而看来是从资本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属性,那末,反过来说,把劳动自己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把劳动生产的剩余产品表现为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的自行增殖,看来就是劳动的自然属性。”[19]424这表明,劳动采取资本方式发展,具有自然必然性,是劳动本身在历史过程中的必由之路。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两个考察现实生产过程的角度:一个是生产使用价值,一个是增殖价值。其中,生产使用价值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被概括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四种基本类型,而增殖价值所呈现的价值来源可以概括为劳动力、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四种基本类型。后者需要予以解释:

  “劳动力”指进入生产过程中的一切活劳动,后者在典型意义上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所有生产要素。

  “科学力”指生产过程对科学技术的运用。马克思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16]424“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16]423“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6]464不难看出,马克思以资本对科学力的无偿使用为前提作如上表示。

  “自然力”是指进入价值构成中的自然因素。马克思说:“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6]560其实,在更高社会发展阶段,一切具有独特性质的自然条件都具有潜在经济意义,从风景如画的田园山川到荒无人烟的沙漠瀚海,都会受到关注和追捧。它们会变成人类理性试图全面认识自身所处自然环境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而演变成“美好生活需要”的精神追求对象,并因此作为“产品”成为价值增殖的来源。

  “社会力”实质是由分工关系所带来的生产力:“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16]376“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6]362马克思同样指出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变成“资本内在的生产力”:“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16]370

  从资本角度对剩余价值来源的考察,同样需要区别资本价值和资本使用价值。资本价值即进入生产过程的一定量货币;而资本使用价值则表现为对劳动力、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的发掘利用,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产品会产生一种新的价值,后者往往高于资本价值。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形成。显然,不同资本主体对上述资源的整合运用能力会不同,导致其主导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进而影响到所获得剩余价值的不同。马克思通过区别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价值,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如果进行类比的话,资本体现为“资本力”,即资本所拥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其中,资本力价值取决于资本力所体现的静态的货币数量,而资本力使用价值则取决于它进入或主导的生产过程所获取的货币总量。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具有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并因此把历史积累的相关资源要素,即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都归入其中,但是并不认为这是资本家“应得”的利益;相反,由于资本家拿到这些资源没有付出分文,就被马克思一概排除在构成剩余价值来源之外,唯一成为剩余价值来源的只是活劳动,并且主要是雇佣工人的活劳动,资本家不过把社会一般生产力纳入自身使其成为剥削雇佣劳动的条件,所以,无产阶级有必要对资本生产力全面接管,并使之成为“按需分配”的基础。

  2.生产要素与价值来源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演变

  在当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时代资本可无偿使用的“科学技术”,现在受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明码实价;而管理劳动或者说以经营能力为特征的管理能力,是发掘自然力、社会力或集体力的主要条件,同样成为价值构成的重要来源。人们即便仍然强调剩余价值来源于活劳动,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而必须同时承认提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劳动。新的经济事实,构成“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基础。

  生产四要素和价值四来源的关系在历史过程中经历着变化。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产生过程,也是劳动运行过程;价值增殖过程是剩余价值产生过程,也是资本运用过程。在马克思时代,这两个过程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今天这两个过程已经变得没有区别了。本来,生产过程中技术要素和管理要素都被马克思抽象掉了:前者是资本家没付钱,后者是因为监督不属必要;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技术和管理具有明确的分工职能,双方已经转化为所谓“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所以,在马克思时代,可以只从“使用价值”角度解读“社会劳动过程”,并列出其中所包含的四大因素,但是,由于其中“技术、管理”都不属于活劳动,即失去了劳动主体归属,当然也就不存在权益主张,尽管在实际交换过程中,资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却属于贪天之功化为己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情况已经变得不同。生产四要素每一要素主体均已到位,每一主体都会对自身权益进行声索。原来因主体缺位所形成的“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区别,即前者仅仅需要从使用价值角度考量,后者则涉及到价值角度,已经失去了意义。双方客观上成为一个过程:凡使用价值存在,其价值即存在。原来“社会劳动过程”中出现的使用价值,由于缺乏主体归属,其产生的价值都被资本收入囊中。对于资本而言,两个过程没有区别,资本可以借此夸大自身的作用;对于劳动而言,两个过程存在区别,可以证明资本占有了公共资源。这是马克思划分二者界限的原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内,区别两个过程或区别资本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价值四来源清晰地表明:剩余价值产生于现实劳动对过去劳动的创新性运用。如果说,劳动力指的是现实活劳动的话,那么,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无论是被马克思称之为“社会一般生产力”,还是被称为“社会劳动生产力”,都表明了它们作为资源的公共属性。即便是创新劳动发掘利用公共资源付出了劳动,应该取得相应报酬,但是,这一报酬必须是适当的,而不能是无度的,更不能是永久的,因为其基础毕竟具有公共资源属性。

  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虽然改变了对雇佣劳动赤裸裸的剥削压榨,但是,资本的运用过程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公共资源持续使用的事实。人们发现,劳动所得无论如何赶不上资本所得,其真正原因就在于并非是双方单纯活劳动之间的比较,而是资本活劳动更多地启动了死劳动资源,后者虽为资本所用,却并不归资本所有。资本虽然放弃了剥削,并因此不再负有原罪,却仍然多占了公共资源,还存在某种不合理性。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与资本的融合

  资本主体对公共资源的启用,仍然算是劳动结果,属于理性的功劳。虽然从可能性上讲,一切公共资源都可以为人们自由使用,但其间毕竟产生了用与不用、用多用少的区别,一旦体现在产品价值方面,则构成了剩余价值量的不同。不承认它们客观上组成了剩余价值,显然并不正确。

  必须强调的是:资本主体形成了生产力,或者说成为新生产力的组织者,并不因此成为所生成成果的唯一拥有者。无论科学力还是社会力,虽然需要相关劳动者发掘利用,但其根本上属于人类历史积累而成的财富,相关脑力劳动发掘利用了它们,并不意味着拥有完全占有其价值的权力。由于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对这种社会生产力的吸纳水平不同,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吸纳较多的行业和企业其产品个别价值会高于社会价值,二者的差额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理应由资本主体和劳动主体平均分配,即双方都拥有两种分配权利:一是按劳分配,即按双方劳动力的再生产价值进行分配;二是平均分配,即针对“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所创造的成果平等分配。虽然实际上往往资本率先拿到了大头——类似于在特定时段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随着市场机制的展开,这一状况将逐步向平均方向转移。

  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命题是重新认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首先,肯定资本与劳动的一致性;其次,使一般劳动上升成为资本性劳动。这里,潜在的判断是:资本之所以是资本,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劳动,是因为它是强者劳动的产物,是能够支配劳动的劳动;要消除资本支配劳动现象,并非直接消除资本本身,而是使一般劳动具有资本能力,这样一来,劳动者之间就是平等合作关系,而不是过往的一部分劳动者支配另一部分劳动者的关系。资本劳动化强调了资本属于活劳动,即具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劳动资本化强调了劳动需借助死劳动,即趋向劳动方式脑力化。两种逻辑机制都发生在市场经济之中,是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的自发趋势。对脑力劳动主导地位的认识需要考虑如下角度:

  首先,必须从社会总劳动角度看待脑力劳动的地位。脑力劳动属于社会总劳动分工之一,社会的任何产品,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是总劳动产品。不同分工仅仅是总劳动的一个环节,其劳动成果往往在总劳动角度才具有完整意义。并且,专业化脑力劳动显然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发展至一定水平的产物,它客观上表明人类对物质生产把控经历了若干中介环节,是从更为宏观角度认识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之相比,越是初始物质生产活动,越是形成与物质产品的直接联系,越是高端物质生产活动,越是远离直接物质产品。

  如果孤立地看待脑力劳动,当然可以判断其非物质生产活动性质;按照人们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等物质需要尺度,脑力劳动似乎被排除在外,所谓“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养活的”,甚至“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观点就有了市场。显然,仅仅站在体力劳动者立场上,无法把握社会总劳动的客观要求,当然会得出短视结论。

  其次,必须从分工具有激发理性作用扩大共享范围来认识社会总劳动。应该看到,这一观点具有新意。笔者之所以把分工共享视为“隐蔽中的脚”,是因为这种客观现象虽然很早就被人们提及,但并没有人从学理层次上阐释这一观点。[31]56-57人们只是发现:分工关系会造成成倍增长的生产力,至于为什么出现这一结果,却鲜见深入论述。在一定意义上,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经验事实,是社会分工客观呈现的增益效果。然而,只有理性认知,才能形成自觉选择。

  可以说,社会分工是人类沿着自然界规定的群居生活方式所萌生的伟大发现,它本质上体现了理性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的统一,是对既有资源配置的优化选择;其核心是极大张扬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理性特点,一方面,通过脑体分工使脑力劳动避免了承担体力劳动任务,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自然界规律、社会规律以及思维规律的研究,逐步规范了人们在相关领域的目标设置、活动原则、行为方式,从宏观上减少了社会总劳动中的管理失误;另一方面,通过体力劳动分工,使相关劳动者免去了对多样生产过程的训练,得以常年针对单一对象,理性持续的关注使人们熟能生巧,逐步把握所从事分工劳动的规律,产生出越来越多能工巧匠,大大提升社会总劳动的生产效率。

  显然,分工的好处主要体现在对理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是脑力劳动领域,而且在体力劳动领域,都因理性资源的运用进入了最佳状态。而对社会总劳动而言,这些增益效果使全体参与者获得了共享机会。换句话说,人类生命活动对理性仰赖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分工则是使理性作用最大化的基本方式。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脑体分工的出现,这是人类文明迈入长足发展的标志。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生命活动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劳动活动的主要特征是脑力。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劳动的发展,就是劳动方式从体力为主转变为脑力为主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根本上说,是对公共资源的倾斜性使用:即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目标,政府会向弱势群体倾斜利益,首先是普遍满足全体人民的生存需要,彻底消除贫困现象,其次是改变在满足发展需要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现状,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平等的发展条件。政府对公共资源的这种倾斜性使用,其经济合理性就在于实现了对资本过多使用公共资源的制衡。

  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既是一种通过权益平等分配完善生产关系的举措,也是一种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力的举措。弱势群体劳动能力变强,将逐步改变社会合作格局,从原来强弱合作转变为强强联合,最终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最佳发展模式。

  如果说,资本劳动化解决了资本属于劳动问题,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双方共同发展局面的话,那么,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所推动的劳动资本化将进一步解决劳动脑力化问题,进而开启了向共产主义目标迈进的过程。劳动方式一旦实现脑力化,劳动者的能力就不再存在质差,因脑体分工所导致的阶级分野将因此而消失;而人们劳动成果共同具有的精神形态,使一个人使用与所有人使用不再不同,这为彼此之间劳动成果的共享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将因此具有现实性。

  改革放开了资本,社会主义进入到一个崭新发展时期,现在看来,由此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比已解决的问题要少。资本自由的实质是个体理性自由,后者固然蕴含巨大能量,但也产生无数不确定性。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的追求,会因彼此家庭出身、教育训练、分工岗位、成长环境不同而千差万别。人们已经知道: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但还需进一步知道:资本何等自由就何等横行。资本会毫不犹豫地藐视任何秩序和所有道德,认为这些只能约束弱者,而自己作为强者将只会扮演规则制定者角色;资本会理直气壮地把弱者视为“失败者”,只能听命于自己,不能享有任何平等权利。昔日,资本“无法无天”制造了殖民掠夺、奴隶贸易、世界大战。今天,资本“有法无天”带来了金融危机、颜色革命、霸权战争。

  在国际上,社会主义者展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良好愿望,却丝毫不能忘记:对于资本理性而言,一切都处在中介作用环节,目标是服从利益的,手段是服从效率的,无论是握手言欢、达成协议,还是拂袖而去、背叛承诺,都取决于自身利益最大化需要。

  在国内,资本积累经历了早期钱权勾结、走私贩私、假冒伪劣阶段,目前仍然泛滥着金融投机、网络行骗、信息欺诈,权势、利益、亲情、良心都可以作为被资本利用的对象,食品、药品、用品、服务领域都可以看到资本为恶的影子,底线一再突破,屡屡防不胜防。

  这就是资本,一个天堂和地狱交织的世界。人类文明孕育的这个“熊孩子”,既背负着希望,也潜藏着祸端。社会主义改革重新认识了资本,重建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是一次伟大转变。但事情似乎是刚刚开始。社会主义跳进了资本“火坑”,是人类告别“史前史”所必经的一次历练:其要害是在尽可能释放理性能力的同时,学会理性地自我约束。

  资本主体就是人自身。人的理性造就了资本,资本的一切就是人性的袒露。康德认为,两件东西能够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敬畏星空带来理性规则意识;向往道德成就生命不朽理想。这意味着,人类不能单纯指望法治——这种极其有效的强制力虽然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往往具有滞后性,且需要付出代价;人类还需要德治——这种内心教化会让集体主义注入每个人心田,并随时随地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进入和谐合作的理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人类值得庆幸拥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全面揭示了资本二重性,而且通过组织劳动与资本的阶级斗争,使劳动者拿到了国家权力。弱势阶级有史以来掌控了可以主动改变自身命运的政治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博大的胸怀认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且利用所掌控的资源促进二者融合发展,创造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财富条件,通过劳动方式脑力化彻底消灭阶级,促使人类完成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以社会平等为基础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2页。

  ②详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346页注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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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余金成.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生产力再认识[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8(2).

作者简介

姓名:余金成 工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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