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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宇:完整和真实 ——民族志对于海外研究的意义
2018年09月14日 13:21 来源:ca88亚洲城-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春宇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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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志(ethnography)源自两个古希腊语词根,“ethnos”意即人群,“grapho”则是书写的意思。西方的“民族志”传统源自“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他依靠走访各地获得的大量素材,以希波战争为主线,串起了亚、非、欧三大洲各民族的风俗和传说,因此近代以来也被誉为“人类学之父”。就渊源而论,民族志与人类学密不可分。

  20世纪,“科学民族志”的崛起和“写文化”的批判大大推进了“民族志”的文体演化。前者将科学的理性和严谨导入民族志写作规范,后者则用传记、独白、对话等体裁大大拓宽了民族志的深度和广度,使它跳出了“书写特定人群的方方面面”的传统,进入了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但无论如何变化,民族志的雄心始终在于深入而完整地描摹社会生活,并提炼出新的理论和概念。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民族志并不排除动用图表、数据、文献、意义阐释和语义分析等多种研究手段,但是它最为各学科所倚重的特点,还是在于展现群体内部的微观互动和日常生活。毕竟,通过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得到的一手资料,靠其他研究方法难以获得。

  海外民族志与以往国际关系、世界史和外交学的区别也在于此。这种基于对国外异文化的长时期田野工作,以人类学理论为指导的民族志作品使我们可以不必仰赖二手材料来研究国外。正如高丙中所言,民族志为我们的海外研究凿通了活水源头,夯牢了实事基础,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设施”。而其完整、鲜活地展现异文化的能力,也是被国别、学科等框架分解得支离破碎的传统海外研究所难以取代的。我自己的田野研究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的田野点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研究对象是当地的社会组织,包括一家教会和一间俱乐部。在都市中的田野工作有别于乡村,接触的人多,但聚散无定,因此我通过给每个人写“传略”的方式来帮助记忆。通过不断更新田野笔记,一次次的会面和交流能汇成一篇篇连贯的个人生活史,帮助我去了解复杂的当地社会风貌和众生百态。

  朗是我的关键报道人之一。他的家史堪称一代移民的缩影,映射出在这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变成澳大利亚人”的。

  朗的母亲是立陶宛的难民,在二战中农田被烧光了,只好出来逃荒。她和几个人躲在乡下,有时候只能吃草。一个农民发现了他们,德国人就把他们送到了德国去做工,生产军事装备,具体说就是士兵用的手电筒。德国被解放后,他们碰巧在盟军占领区内,就被送到难民营里(后来不叫他们难民了,叫再安置人口(displaced people)),在那里工作。1947年的一天,他们被领到几张桌子前,上面分别贴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等字样,都是需要劳动力的国家。她挑选了澳大利亚,因为她想离纳粹越远越好,而且她以为澳大利亚是个遍地水果的热带国家。结果来了之后发现这里异常干旱,她当即大哭了一场。那时澳大利亚政府不要这些移民的路费,只是规定他们来了以后要服从分配工作两年。她被分到了堪培拉,在医院里做护工。

  朗的父亲是澳大利亚本地人,二战后认为堪培拉很有发展前途,就来这里做生意。他生病住院期间认识了朗的母亲,出院后不久就与她结婚了,那时候离她抵达澳大利亚还不满两年。政策规定,与澳洲人结婚的人自动获得国籍。当时的习俗是妇女婚后在家工作,怀孕的必须辞职,所以他母亲就可以不用工作,专心照顾家庭。可惜朗还不满18个月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后来与一位立陶宛移民结婚,所以他实际上从小是在一个说立陶宛语的家庭长大的。

  每周,朗都要跟随父母去天主教会做礼拜。当时布道用的完全是拉丁语,他总是在下面昏昏欲睡,唯一一句英语是最让人开心的话:“结束了”。有时候家里的长辈来玩,还会考他立陶宛语单词,如果答上来了就能得到一个满意的微笑。母亲虽然在澳大利亚生活多年,英语却始终说得不好。一次他的同学来家里玩,听见母亲的口音之后很吃惊地说:“原来你是个外国佬(Wog)!”

  苏联解体后,朗终于陪母亲回了一趟立陶宛。可是此后她说再也不要回去,因为一切都变了。

作者简介

姓名:杨春宇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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