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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消费中的实践理性 ——兼论社会学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
2018年11月08日 09:33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郑震 字号
关键词:能动性;反思;消费实践;大众消费者;暴力;主义;二元论;存在;对象化;批判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在大众的消费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赋予消费实践以能动性的特征,它在分析上介于高度对象化的意识活动和被压抑的无意识之间,就此而言它是前意识的,这个前意识的能动性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有限的主体性,它并不排除与社会暴力和消极偏见的可能联系。一、实践的反思性实践的理性是实践之中的理性,即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赋予其实践的理性特征。二、实践的非逻辑性以上的讨论当然不是要将大众消费者描绘为以理论理性来指导自身消费实践的理性行动者,我们认为在大众消费实践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一种实践的理性。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消费实践,而是可以推展至更广的社会历史实践,毕竟消费实践是大众社会实践的重要构成,完全可能承载着大众社会实践的某些更具一般性的特征。

关键词:能动性;反思;消费实践;大众消费者;暴力;主义;二元论;存在;对象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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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大众的消费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实践的理性。从对西方消费社会学反思和批判的角度来看,这种实践的理性既反对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也反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划分。实践的理性赋予消费实践以能动性的特征,它在分析上介于高度对象化的意识活动和被压抑的无意识之间,就此而言它是前意识的,这个前意识的能动性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有限的主体性,它并不排除与社会暴力和消极偏见的可能联系。

  关键词:大众消费 实践理性 主体性 能动性 前意识

   作者简介:郑震,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消费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迅速发展,大众消费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甚至针对传统理论中的生产主导模式提出了所谓的消费转向①,以此来强调消费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消费研究不可避免地和一系列社会学理论的基础问题纠缠在一起,甚至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大众消费者的主体性问题无疑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而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立场。本文试图从大众消费现象入手,在反思和批判西方消费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以一种非二元论的实践理性为线索来重新思考大众主体性的理论内涵。

  在有关大众消费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消费者大多被描绘为充满非理性冲动的乌合之众,他们对自身的行为缺乏理性的反思和合理的判断,以至于他们的消费活动常常只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盲从或社会暴力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论调中,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作家们将大众消费者描绘为被虚假意识所欺骗和操纵的无法独立思考的傻瓜②。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大众仅仅在社会统治机制强加于他们的生活中寻求发展和满足,以至于个人和整个社会直接同一,他们那工具理性化的“虚假意识”反而变成了真实的意识,在普遍的压抑状况中否定性的思维力量或者说理性的批判力量被彻底削弱乃至丧失③。这意味着大众消费者在一种被统治机制灌输的自我欺骗中沦为了统治的工具,人的工具化在一种实质的非理性中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的现实。同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列斐伏尔也同样给出了消费者的异化和被资本主义官僚统治所控制的答案④,他索性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称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异化是就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和整个社会而言的⑤,由于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⑥,有关异化消费的批判就不能不将重点指向中产阶级。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所崇尚的符号消费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与资产阶级相比,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更接近于无产阶级,他们不仅以无意识的方式沦为异化战略的走卒,而且正在与无产阶级发生着缓慢的合并⑦。沿着这一思路,列斐伏尔的学生布希亚指出,中产阶级的符号消费所营造的不过是一种民主的幻觉,因为真正的权力并不存在于符号消费中⑧。布希亚以一种后结构主义的方式在一种无主体的历史中谈论符号的编码统治,大众消费者充其量只不过是这一统治的无意识载体,在无意识所生产的误识中随波逐流⑨。而在对待主体概念的态度上比布希亚更为积极的布迪厄则坚持以误识(misrecognition)和倒错信念(allodoxia)来诠释大众的消费。所谓的误识意味着个体无视作为社会历史建构的暴力的实质,并将其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客观事实,从而沦为统治权力的无意识工具。而倒错信念则揭示了消费者对其所推崇的文化的错误判断,就如同推崇资产阶级文化的小资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消费的渴望中错把轻歌剧视为是严肃音乐、把普及视为是科学、把赝品视为是真品⑩,从而暴露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文化的认可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假象。在布迪厄的眼中,大众正是在统治话语的摆布中陷入倒错信念和误识之中的(11)。而“实践的理性”就其根本而言是行动者在充满错觉的无意识实践中再生产了场的客观结构,这是充斥着符号暴力的社会结构再生产的理性,而行动者不过是被错觉所纠缠的傀儡(12)。

  上述学者对现代社会大众消费的反思和批判,的确触及了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但是他们的批判是完全建立在对大众消费者的消极判断的基础之上的,这不仅暴露了他们身陷诸如主客体二元论之类的西方式理论预设的陷阱之中(尽管他们对待这些预设的方式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他们过于消极的判断经不住经验的检验。他们一厢情愿地贬低了大众消费者的主体性存在,用无意识的黑暗、非理性的盲从和客观化机制的还原主义来揭示现实的悲剧性色彩,实质上却陷入一种精英主义的浪漫偏见之中。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放弃对现代大众消费的批判性思考,而是试图将这一思考建立在一个更加切近现实的经验基础之上。

  沿着这些学者的思路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大众消费者的实质性缺场,那个自诩要超越主客体二元论的布迪厄自相矛盾地为我们道出了这一思路的实质:“当同样的历史弥漫于习性和生活环境、倾向性和位置、国王和他的宫廷、老板和他的公司、主教和他的主教管区的时候,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与它自己沟通,将它自己的反省反馈给它自己”(13)。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自然无法在大众的消费实践中发现某种真正属于大众自身的理性特征,无法以一种相对积极的方式来看待大众消费者的社会历史存在。这当然不是出于某种同情的偏好,而是现实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那些消极论断的提示。这也并非要像理性行动者理论那样去想象大众,而是要跳出单一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的狭隘视角,打破西方传统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论范式,重新审视大众消费实践中的合理性及其局限。它既不是一种高度反思性的理论理性,也不可能与各种错觉和暴力完全划清界限。这并不是要从大众成员的内在性中寻找某种先天的理性,这个无法证实的先验想象不过是西方二元论思维方式提供的诱惑,它除了助长理智的懒惰之外没有任何用处。我们将不再停留于内在与外在彼此对立的虚构之中,而是从实践本身着手去探究那个本来并非二元论的实践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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