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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人生七年》中的英国阶级状况
2019年01月10日 08:21 来源:ca88亚洲城 作者:饶彬文 字号

内容摘要:纪录片《人生七年》提供了一幅幅英国社会仍然高度分层的生动画面。在今天,英国仍然存在一些阶级特权和歧视,收入和社会地位依然高度地“遗传化”,上升的渠道依然狭窄,距离“阶级消亡”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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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阶级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稳定。以贵族为例,近代以前,贵族的子女继承父亲的爵位与财产,很难改变;近代以来,他们与那些拥有商业和工业新财富者的融合也比较温和,这一特点在《人生七年》这部纪录片中得到很好地体现。1964年,英国独立电视台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力图验证当时社会上热议的话题——你出身的阶层能否决定你的未来。20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社会,“阶级”似乎不再成为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但仍然存在。本文首先对英国历史上的社会阶级变迁进行简单梳理,然后对纪录片拍摄时代的阶级状况进行分析,最后讨论当今的英国还是不是一个阶级社会,从而勾勒出英国社会阶级体系的发展态势:相对稳定,社会很难做到去阶级化。  

  英国社会阶级历史变迁概述

  阶级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概念,近代以前多称为等级。在中世纪的英国,按照人们的职业,社会被分成“作战的人”、“祈祷的人”与“劳作的人”三个等级。修道士埃尔弗里(Aelfric)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劳作的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他们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和生活所需的物资;‘作战的人’是骑士,他们手持武器勇敢地保卫人们的家园;‘祈祷的人’是向上帝祷告的人,他们服务于上帝,并且日夜真诚地为所有人祈祷,以此达到人与上帝的和谐。”[1]1066年“诺曼征服”导致了英国贵族体制的变更,法国的一些封号被带到了英国,完善了等级制。

  中世纪末期,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侯建新指出:“随着农民交往范围和交往对象的扩大、商品经济原则渗透到农村,人的依赖关系已破损,不少担任庄园管事或有一定技艺的善于经营的自由农民积累了一定财富,成为富裕农民,他们最初被称为富兰克林,到15世纪后又多被称为约曼。”[2]约曼可被视为中间阶层,他们与乡绅、骑士渗透和交叉,之前的社会阶层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与此同时,“作战的人”也发生了变化,公、侯、伯、子、男五级贵族制形成。中间阶层包括骑士和绅士、商人、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专业者”。“祈祷的人”也两极分化,16世纪30年代的宗教改革使教士等级受到重大打击并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些仍保留大量教产、地产的高级教士仍在上层之列,但低级教士如牧师和主教区执事已经被视为“专业者”,纳入了中间阶层。“16世纪英国开始形成‘上层’的观念,它将出身、家世、教养、财富、生活方式、职位、权力等等条件结合在一起,而与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下层’对立。这已经脱离了中世纪以职业或特有社会功能来划分等级的观念”[3]

  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原先封闭的社会逐渐向更具开放性、流动性的社会迈进,各种社会关系在新的格局下重新组合。社会基本上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级:以大地主所有者为核心的上层阶级,以小地主、农场主、专业人员、商人为主的中间阶级,以小农、农业工人、城市贫民、城市劳工等为主的下层阶级。财产与阶级的政治社会特权进一步结合,封建等级制发生蜕变。贵族作为上层阶级的核心力量,在经济上仍是英国社会中的富有者,“1700年贵族拥有英国土地财富的15%—20%,1780年为20%—25%”。[4]政治上他们也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时期中间阶级不断扩大,逐渐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部分贵族落入中间阶级,当然也有从中间阶级经营致富,跻身于贵族行列。据17 世纪下半叶英国著名统计学家格雷戈利·金估计,“当时属于乡绅层次的大约有16,400个家族,其中从男爵800家,骑士600家,从骑士3000家,绅士12,000家。”[5]“1688年前后,乡绅占有的地产从15世纪中期的25%上升到全国土地的45%—50%。”[6]社会下层向中间阶级的流动,也随着职业的开放而变得更具可能性,人们可以通过从事商业、法学、神学、医学、政府工作提升社会地位。到18世纪中叶止,依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的普通民众,一直是构成英国社会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他们构成社会下层。面对即将来临的工业社会,他们正一步步无产阶级化。

  工业革命没有摧毁阶级制度,反而将其强化。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迅速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19世纪末,英国大地产制开始衰落,但土地贵族已逐渐与工商和金融业资本家融合,构成了社会的上层。资产阶级吸纳了一些新成员。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使之前的农民和无业游民被卷入工厂,再次成为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在19世纪上半叶经历了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19世纪中叶以后,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他们开始更具团体意识,“煤炭行业、建造业的传统行业、金属制造业的新行业都趋向于加强联合以保护他们的高水平技术和工作的自主性”[7]。阶级从未如此具有目的性,阶级意识被广泛传播,阶级斗争盛行且影响深远。工厂老板和工人的对立引发了政治混乱与法律改革,如宪章运动的爆发与谷物法的修订。19世纪中期以后,这种剧烈的运动就告一段落了,取而代之的是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妥协与平衡。对这一时期社会为何会如此稳定,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社会上层与中层同化,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

  从“文化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E.P.汤普森对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主力——工人阶级进行研究。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8]工人阶级的经历对其最终形成至关重要,无论是历史传统(包括清教非国教派的思想和组织传统,人民群众自发无组织的反抗行为,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还是工业革命时期工人们的工作生活环境,又或是18—19世纪由劳资冲突、工人暴动、各种激进主义运动和议会改革等运动编织成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史,这些都是工人们的共同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共同利益,认识到自己作为这个团体的一份子所处的社会地位,有了阶级觉悟与文化,这种意识与文化作为潜在的凝聚力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两次世界大战撼动了相对稳定的英国阶级体系。贵族阶层受到非常大的冲击,贵族军官是人们备受赞赏的模范,但代价是他们失去了许多的优秀子弟和大片的土地,政治上的特权也被极大削弱。战争同样使中产阶级失去亲人和财产,稳定舒适的生活被破坏。此外,中上层阶级将士与下层民众一同参战,在战壕里,来自西部乡村和南部海岸的年轻绅士们第一次与达勒姆矿工、约克郡窑炉工人和克莱德赛德船厂工人一起生活。“这些经历虽然有时很痛苦,却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下层人士的同情,许多军官对弱势群体的感情推动了整个中上层阶级对穷人的态度转变,这是二十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社会趋势之一。”[9]

  战后贵族阶层的特权继续被削弱,皇家勋章似乎只能代表一个已经陈腐的权贵俱乐部,社会上层越来越多地指事业有成、颇有声誉的工商业大资本家。工人阶级依然一贫如洗,他们相信了战时国家的承诺,但战后承诺未兑现,随之而来的是大工业的萎缩、失业率的上升和更加未知的未来。他们的子女也因为战后的不安,加上父母的分歧、正值叛逆期以及生活的苦闷,许多人小小年纪就离家打工,远离家乡,也远离了父辈的工人阶级文化。许多在战时参战成为前线士兵的下层阶级人士,在战后似乎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团体,战争使他们与民间社会脱离,而战后恢复又使他们重新回到民间社会,政府并没有为他们设计新社会团体的蓝图,他们经历战争痛苦后还是没有保障的群体。即便如此,战时的“大家都是同志”的经历使他们倾向于与各阶级和谐相处,而不是在阶级内部紧密联合。他们的这种保守淡化了阶级意识与边界。中产阶级在战后队伍迅速扩大,政府也致力于重点扩大中产阶级文化,促使促使工人阶级中产化。自20世纪50年代起,从南非、南亚、西印度群岛等地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在改变了英国族裔结构的同时,也冲击了英国三级分化的阶级体系。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阶级体系的巨大冲击毋庸置疑,但并未将其摧毁。

  上述种种因素使战后传统的阶级界限逐渐模糊,这引发了人们对阶级问题的争论,一些人甚至认为“英国的阶级正在消亡”,纪录片《人生七年》就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开始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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