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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史:材料与方法
2018年09月14日 08:33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韦胤宗 字号
关键词:阅读史;书籍史;新文化史;批校;

内容摘要:阅读史是近三十年来在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和书籍史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新兴学科, 它从产生之初, 就具有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双重性格:在视野上, 关心大众文化、身份认同、权力与信仰等问题;在材料和方法上, 不仅重视官方档案和少数学者的著作, 更重视各个社会组织所记录的数据与社会大众的私人信件、笔记等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以阅读的过程为依据, 阅读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关心书籍的生产、流通以及最终到读者手中的方式;其二是将阅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 讨论阅读的方式和读者的心态;其三是分析阅读对于个体、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在研究阅读行为和读者反应时, 书籍中读者留下的批校这一长期被学者所忽视的材料, 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关键词:阅读史;书籍史;新文化史;批校;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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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阅读史是近三十年来在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和书籍史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新兴学科,它从产生之初,就具有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双重性格:在视野上,关心大众文化、身份认同、权力与信仰等问题;在材料和方法上,不仅重视官方档案和少数学者的著作,更重视各个社会组织所记录的数据与社会大众的私人信件、笔记等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以阅读的过程为依据,阅读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关心书籍的生产、流通以及最终到读者手中的方式;其二是将阅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讨论阅读的方式和读者的心态;其三是分析阅读对于个体、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在研究阅读行为和读者反应时, 书籍中读者留下的批校这一长期被学者所忽视的材料, 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关键词】阅读史; 书籍史; 新文化史; 批校;

  【作者简介】韦胤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博士研究生

 

  1967年罗兰·巴特发表《作者之死》,(1)1969年福柯撰文《何为作者?》,阐述了“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并回溯了作者概念的产生。(2)这两篇论文拉开了西方批评界讨论“作者问题”的序幕, 此后的几十年间,相关论文与专著层出不穷。巴特否定任何追寻作者原意的尝试,甚至提倡以作者的“死亡”换取读者的“诞生”,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多重的、开放的,它只存在于读者带领文本抵达的目的地之中。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下,对于文本的批评应该是以读者与阅读为中心的。然而关于“读者身份”与“阅读行为”的研究,却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兴起,而且,阅读史从创建之初,就受到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多重影响。

  一、从书籍史到阅读史

  书籍史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些学者逐步建立起来的新学科。1958年, 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与亨利—让·马尔坦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出版, 书中讨论了1450至1800年间欧洲纸张和印刷技术的发展、图书的版面与装订、印刷书出版的成本核算、出版印刷书的相关从业者的经历、版权的保护、世界各地区印刷业的发展等问题。这是第一部使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书籍史的著作。(3)此后,马尔坦另著有《书写的历史与权力》,对17世纪法国书籍贸易与大众阅读进行了严谨的计量分析。(4)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丹尼尔·罗希在其所编《巴黎人》中专章讨论了巴黎下层阶级的阅读情况, 并指出阅读与书写在这些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5) 近些年, 年鉴学派第四代的代表学者之一罗杰·夏蒂埃,(6)以及深受年鉴学派影响的新史学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恩顿等学者, 都是由对书籍的研究探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先锋。 (7)

  过去的几十年中, 西方的新派书籍史家讨论了历史上的私家刻书坊以及营利性的印刷项目, 印刷术是否成为促进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的工具, 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口头文化与书写传统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还讨论了特定阅读群体的身份认同和阅读习惯、阅读策略等诸多问题。(8)在人类学、图像史、物质文化等研究的影响之下,一些学者也开始探讨书籍的物质形态及其对于书籍生产、传播、阅读等环节的影响。(9) 近些年的明显趋势是, 在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关照之下, 学者们对于阅读史的兴趣有增无减, 读者身份、阅读习惯、阅读反应等问题都是比较热门的话题(10)

  达恩顿称“书籍史”为“一门重要的新学科”, 并称“书籍史研究把史学家、文选研究专家、社会学家、图书学专家或任何对书籍在历史上的作用感兴趣的人组织到一起”, “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 其目的是理解“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 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1) 西蒙·艾略特与乔纳森·罗斯持类似的观点, 他们称书籍史的建立基于两个非常简单的前提:一个是“书籍创造历史”, 即“书籍是人们用以传播观念、记录记忆、书写故事、行使权力、分配财产的工具”;另一个是, “书籍由历史创造, 即它们是被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素所塑造的”。(12)

  达恩顿强调书籍史之“新”,是为了将其与传统的“文献学” (bibliography) 区分开来。与中国古代的版本学相当, 西方的传统文献学也是以书籍本身为中心, 目的在于求得最善的版本, 从而试图恢复符合“作者原意”的文本。(13) 传统的文献学并未深究书籍生产、流传与阅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也未深思“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 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作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书籍史兴起之后, 文献学的研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文献学与文本的社会学》中, 麦肯锡做出文献学新的定义, 他说:“文献学是一门研究作为一种记录方式的文本, 及其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的学科”;文献学“研究作家、印刷工和出版商对于文本的创作、版面设计以及传播;研究文本通过由批发商、零售商和教师组成的团体的配销过程;研究图书馆员的收藏和分类;它们对于读者的意义……以及读者对于它们的富有创造力的改编”, 麦肯锡称这种新的文献学为“文本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exts)。(14) 这种研究路径与年鉴学派和文化史家的“书籍史”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 因此本文将麦肯锡等新派文献学家的研究也纳入了考察的视野。

  书史学家意欲研究书籍与社会的互动作用,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 历史上真正印刷出版过的书籍, 似乎与流传记录者不完全相符, 而读者经眼过的书籍又绝非全部对他们有所影响。换言之, 以书籍的版本和文本为中心的传统文献学、以书籍的生产和流通为中心的书籍史 (包括印刷史) 都假设了这样一个前提: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所有的书, 且以相同的方式 (一般是作者所预设的方式) 理解所有的书。这样一个前提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恐怕很少有读者能够完全按照作者的原意来解读文本。《周易·系辞上》讲“言不尽意”, 《庄子·天道》曰“意之所随者, 不可以言传也”, 《庄子·外物》曰“得意而忘言”, 都早已揭示了言与意之间固有的矛盾。西方学者渐渐转向“阅读史” (history of reading) 的研究, 考察书籍如何通过读者在社会和历史上起作用。

作者简介

姓名:韦胤宗 工作单位: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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