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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笔:唐宋文士纪事的文本模式
2019年01月10日 08:44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李成晴 字号
关键词:搁笔;阁笔;唐宋文士;文本模式;比附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孟浩然于秘书省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遂令举座搁笔,这是唐代诗史上的一例经典文本书写。“搁笔”情境的呈现,是唐宋典籍中用以表现文士才华的常见文本模式,其内在理路以古人的“服善”伦理为根基,以比照与衬托的文本逻辑为生发依据,并可析分为共时性搁笔和历时性搁笔两大类。随着“搁笔”文本模式影响的扩大,后世载籍在复述前代文士经历时出现了比附式改写,通过情境代入的方式将其纳入“搁笔”书写系统中。古代典籍对文士才华的书写有一些类型化、程式化的情境结构,较为典型者如梦笔、文坛领袖礼贤下士④、一语(诗)惊人等,学界称之为文本书写模式,“搁笔”情境亦从属于此类文本模式。

关键词:搁笔;阁笔;唐宋文士;文本模式;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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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孟浩然于秘书省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遂令举座搁笔,这是唐代诗史上的一例经典文本书写。“搁笔”情境的呈现,是唐宋典籍中用以表现文士才华的常见文本模式,其内在理路以古人的“服善”伦理为根基,以比照与衬托的文本逻辑为生发依据,并可析分为共时性搁笔和历时性搁笔两大类。这两类文本书写源起于《典略》《后汉书》等中古文献,而在唐宋纪事中被广泛应用,并出现了微调和变体。随着“搁笔”文本模式影响的扩大,后世载籍在复述前代文士经历时出现了比附式改写,通过情境代入的方式将其纳入“搁笔”书写系统中。

  关 键 词:搁笔/阁笔/唐宋文士/文本模式/比附

  基金项目:本文受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李成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曰:“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①“阁笔”一词,或写作“搁笔”,义同“辍笔”,指停笔或放下笔。这段叙事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孟浩然诗压群座的神采,另一方面揭橥了孟诗山水景致之“清”,为后人品评孟浩然诗风提供了一个理论生发点②。《新唐书》在为孟浩然立传时进行了缩略式改写:“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③。《新唐书》列传部分由宋祁执笔,平心而论,这一改写并没有达到宋祁“事增于旧,文省于前”的预期,不但遗漏了孟浩然游秘书省的时、事、摘句等文本信息,更破坏了王土源刻意营造的“举座阁笔”的现场情态,从而使得孟浩然秘书省赋诗的生动场景变为了模糊撮述。

  古代典籍对文士才华的书写有一些类型化、程式化的情境结构,较为典型者如梦笔、文坛领袖礼贤下士④、一语(诗)惊人等,学界称之为文本书写模式,“搁笔”情境亦从属于此类文本模式。典籍记述采用某一书写模式,就好比拟古、用典,目的在于激发读者对这一书写模式的“层累”认知,从而使得叙事书写向文本经典化靠拢。不少学者已注意到诸多古典文献为了构建、形塑情境及人物形象而沿承经典化文本模式的问题。潘万木、黄永林集中分析了《左传》中的语言叙述模式,并探讨了这一模式在情节结构安排等方面的功能,进而考论了这一模式对后世历史叙述及虚构化叙述的影响⑤。刘爱华以梦笔传说为切入点,对载籍中大量的类似文本进行类型分析,并探讨了“梦笔”书写模式之衍变⑥。据孙正军的考察,德国汉学家福赫伯(Herberr Franke)、美国学者傅汉思(Hans H.Frankel)、日本学者榎本阿由知、安部聪一郎等在研究中都涉及了文本模式在历史叙述中的作用,而孙正军也以“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为例,探讨了两种良吏书写模式的机制及背景⑦。陈维通过两《唐书》文苑、儒林传记文儒分流书写模式的比照,探讨了不同语境中文本书写者对历史的建构⑧。一种文本模式的形成,需要设置相对完整的情境,其中时、地、人、事等要素是情境之核心,而且文本模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嬗递而发生微调或变式。本文旨在以唐宋文士纪事中颇为常见的“搁笔”文本模式为中心,探其源起,论其流变,以期探究古典文献中“搁笔”模式的因革及内在理路。

  一、“搁笔”模式之文献源流及内在理路

  “搁笔”这一呈现文士才华的文本模式,源于建安七子之首王粲的相关记载。《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句下,裴松之注引《典略》曰:

  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各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⑨

  这一记述在唐宋文献中被挖掘了出来,成为一个屡屡见诸征引化用的典实⑩。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文本书写仍是基于他者视角的平实讲述,并没有如王士源记孟浩然事那样用叙述营造出一个场景,时、地、人、事皆备。职是之故,《典略》所记王粲事可看作“搁笔”式文本模式之母题,其性质相当于后世“搁笔”情境书写的雏形。《文心雕龙·风骨》亦谓:“昔潘勗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11)“韬笔”实亦等同于“搁笔”,系指潘勗撰《册魏公九锡文》,“事鄙悖而文足称”,群臣藏笔。

  在中古典籍中,“搁笔”文本模式的另一类型也已出现。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上《王逸传》附《王延寿传》曰:

  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12)

  尽管《后汉书》未用“搁笔”一词,但其事体、内蕴一致,因此后人如魏了翁、刘埙在追述此事时,便改“辍翰”为“辍笔”“阁笔”(13)。《晋书》卷九二载:

  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14)

  这段叙述在模式上与《后汉书》相同,只不过添加了陆机一开始轻视左思的花絮,与后文记载陆机之叹伏互相映衬。又《梁书·刘孝绰传》曰:

  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妻为祭文,辞甚悽怆。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阁笔。(15)

  在以上三例文本模式中,当事双方撰文时间不具有共时性,而是有着先后次第;没有明确的会聚场所;参与之人亦不具备相似的身份(诗友或同僚),唯独搁笔之缘由有着清晰的呈现,即有意为文之人见他人先撰之文,自忖不能胜过,遂不复作。

  为讨论方便,我们不妨将王粲同侪共时共地搁笔称作“共时性搁笔”,而将蔡邕、陆机等异时异地搁笔称作“历时性搁笔”。取《典略》所载王粲事与《后汉书》所载蔡邕事合观,可?绎出“搁笔”书写模式的两重“内在理路”(16):其伦理层面的理路根基于古人“服善”的社会共识;而文本逻辑之理路则依托于现场情境中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比照。

  “服善”一语最早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17)。“服善”为向善之义,其主旨在于“劝民向善”(18)。刘向《说苑》用作“服用美好”之义(19),二者皆与后世服膺、敬重他人长处之意不同。“服善”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思想,近人黄侃、熊十力等人都曾做过阐释(20)。《论语》“见贤思齐”之论,即基于服善的伦理指向。尊贤而能对他人之长处心悦诚服,即所谓“服善在膺”,是士人有雅量的重要体现。

  服善的养成,一者需要谦德,在古典文献中,服善常同谦挹、谦虚等词联类而用,如虚衷服善、虚己服善等皆是;二者需要知耻之勇,因惭德而不矜,要有勇气突破以自我为中心的成见。元人《广客谈》载赵孟頫“偶得米海岳《壮怀赋》二卷,中阙数行,因取刻本摹写,以补其阙,凡易五七纸,终不能及,乃叹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补完之。”(21)赵孟頫当时已经名重天下,此举正显现出对前人书艺的敬重,故赞其“服善不矜如此”。服善敬贤,遂不争名。尽管“文人相轻”事例在典籍中颇为习见,但史料撰述者对此类事例多不认同;与之相对的,文人相重的事例却也史不绝书(22)。“文人相轻”源于士人之间相沿已久的“文无第一”之认识,也与文士“善于自见”而不能虚衷服善有关。“文人相重”之服善则能体现出个人修养境界之谦德,其典型表现是对他人艺文境界的由衷欣赏而衍生出惭愧之情,知耻而后勇。宋叶廷珪《海录碎事》中留存了温庭筠一篇书启中的两句:“倦则栖毫,惭斯辍翰”(23),“惭”字颇能概括搁笔事件中服善的心理机制。

  宋代以降,不少文士针对古人服善搁笔的事例发表议论。如刘克庄论古人服善:“太白过黄鹤楼,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句,至金陵遂为《凤凰台》诗以拟之。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24)。之后,在明清文士的追述中,常常将关键情境用李白“搁笔”加以概括,从而纳入“搁笔”文本书写模式之中(25)。又如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一“古人服善”条曰:“古人真自服善,非直成人之美,抑亦全己之名。如文考《灵光赋》成,中郎辍笔;平叔一见辅嗣,改‘注’为‘论’;夏侯太初见《三国志》,遽坏己作;孟浩然‘微云’、‘疏雨’两语,遂令一坐罢唱。杨汝士‘兰亭’、‘金右’两语,元白不敢复加;元李氏有古纸,长二丈许,相传四世,请赵子昂书,子昂叹其精绝,不敢落笔,但题其尾。如此气味,今人所无。”(26)谢肇淛“成人之美”“全己之名”的分析已然抓住了服善伦理的两重向度,而这两重向度皆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清人林以钺于武昌搁笔亭撰有一副对联评论李白为崔颢搁笔一事:“搁笔题诗,两人千古;临江吞汉,三楚一楼”(27)。“两人千古”一语正可看作谢肇涮“成人之美”“全己之名”双重分析之合璧。

  至于文本逻辑理路,比照与衬托是这一书写模式的基本框架,其传统可溯源至中古时期(尤其是东汉)影响深远的人物品藻风气中的比较型品评(28)。搁笔之人,或是名士长辈,或是不具名的同僚诗友,他们都在“搁笔”模式中扮演了陪衬的角色。文本记载则彰显他们服善的雅量,可谓双美。在“搁笔”书写模式中,皆以才学为衡量标准,而不论资历、行辈,故而文本书写所呈现的效果,不仅使后人欣赏王粲、王延寿、左思等人的文才,同时并未因此轻视王粲同僚、蔡邕、陆机等服善者,反而激赏他们的雅人深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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