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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式全球化:文明共存 交流互鉴
2018年01月12日 16:15 来源:ca88亚洲城-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贾文山 江灏锋 字号

内容摘要:协同式全球化强调共商、共建和共享,即以真正开放合作从而走向共赢的价值理念为指导。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正经历从英式全球化到美式全球化,再到中式全球化的历史性进程。如果从文明视角考察全球化,“协同式全球化”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共赢关系,其本质是非零和的,是以各文明间和谐共存、相互交流借鉴为特征的过程。英美全球化基于基督教一神论和笛卡尔身心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中国协同式全球化基于中华文明历史上儒释道相互补充和完善的“三教合一”,尤其是随着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互动关系的不断深入,中华文明中的“中庸”智慧可能发挥调解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作用。

关键词:文明;协同式全球化;发展模式;文化;话语;交流;冲突;共同体;习近平;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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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式全球化强调共商、共建和共享,即以真正开放合作从而走向共赢的价值理念为指导。这从根本上有助于避免西方那种穷尽地球自然人文社会资源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灾难。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新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习近平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文明间相互尊重、共存为前提,进而在交流中增进彼此了解、化解冲突,走向融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协同式全球化”引领新型全球化

  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一个观点、一条信息、一个产品、一种服务,抑或是一种文明在全球各地的到达、存在和发挥影响乃至引领作用的过程。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正经历从英式全球化到美式全球化,再到中式全球化的历史性进程。无论从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哪个方面观瞻,英美全球化的本质都是西方中心主义,即以自由资本主义范式来宰制全球。在文化上,以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批判的“东方主义”最为典型;在经济上,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思维影响甚巨,“经济人”、“理性人”思维是造成许多诸如环境污染、战争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在地缘政治领域,不少西方理论家抛出所谓“边缘—中心”等理论,其实质是对优势资源的无休止和无限制的竞争、掠夺和挥霍。因此,从整体上看,西式全球化是二元对立的,强调矛盾的冲突方面,而忽略了矛盾背后事物融合的可能性。

  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断言,西方文明已由繁荣走向衰落。值得注意的是,以2007年末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契机,世界看到了由中国提供的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消耗对立式的发展模式,即提供了一套后起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供借鉴的路径和模式。协同式全球化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为全球和国内治理提供一种可选择的新路径,并且创造一种具有多元文化、跨文化和实用性特征的包容性的普适文化。在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质疑多边贸易体系,欧洲移民政策收紧的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依然坚定推动面对全球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这本身是不同于西方名为开放、实则自私封闭的全球化道路。中国正为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注入新的强心剂,开辟新路径。“协同式全球化”强调共商、共建和共享,即以真正开放合作从而走向共赢的价值理念为指导。这从根本上有助于避免西方那种穷尽地球自然人文社会资源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灾难。

  “协同式全球化”的元话语意义

  如果从文明视角考察全球化,“协同式全球化”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共赢关系,其本质是非零和的,是以各文明间和谐共存、相互交流借鉴为特征的过程。英式全球化和美式全球化本质上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以福山、亨廷顿、约瑟夫·奈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极力宣扬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贬低甚至排斥其他文明。中国学者张立文指出,价值观念的冲突是导致世界变局和多元冲突的原因之一。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韩裔美籍学者康灿雄形容中国文明根脉绵长,基于欧洲几百年的历史经验还不足以解释东亚历史和现实。与此同时,中国丰富的文明话语可以完善现有的世界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根植于“三个中国”的跨越时空的结合。首先是历史文化的中国,尤其是在儒家、道家与佛家思想浸润融合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譬如儒家思想中的以“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为基础形成的仁爱、仁义思想浸润中的中国。其次是现代的中国,即基于费正清“刺激—反应”模式下的借鉴西方市场思想的现代中国。最后是引领新型全球化的中国,即统筹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革命文化等而形成和引领新型全球化势头的中国。

  协同式全球化是对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等人英美全球化理论的修正、补充、完善和超越。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协同式全球化”理论更具包容性。英美全球化基于基督教一神论和笛卡尔身心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中国协同式全球化基于中华文明历史上儒释道相互补充和完善的“三教合一”,尤其是随着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互动关系的不断深入,中华文明中的“中庸”智慧可能发挥调解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作用。因此,协同式全球化意味着在不同文明交流基础上共同建构习近平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对杜维明“文化中国”概念的创造性继承、更新和发展。现有不少西方学者否认中华文化或文明价值,取而代之的仅是以政经视角的俯视。杜维明提出要正视中国传统文明价值,主张以文化中国视角来观察不断发展的中国。协同式全球化正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宏大理论叙事。该理论强调在更具包容性的道德和经验基础上,从一种综合性的视角,即涵盖文化、维和、减灾、减贫等方面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以及这一发展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借鉴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制度性话语权,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依据一定价值观,在诸如国际组织等跨国机构中,用机构化或制度化的话语实践来影响其他行为体思想和行为的能力。相比经济力、科技力,制度性话语权体现的更多是一种软实力,而文明交流互鉴需要机制支撑和平台搭建。

  制度性话语权一方面依赖于经济力、军事力和科技力等硬实力做支撑,从跨文明交流视角看,则主要体现为更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所依赖的更具包容性、正义性和普惠性的价值体系的构建。这种价值体系不是以某一国文明为主导或中心,而是体现为全球化和在地化两个方面的均衡。比如习近平提出的用以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进而为全球和国内治理提供的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这种模式没有强制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吸收,从而上升为一种共同经验。文明交流互鉴意义上的制度性话语权则更突出“和而不同”,排除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开放与封闭、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的绝对二元对立。

  不可否认的是,当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突出二元对立的西式文明中,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俯拾皆是,但关于文明融合的思想却凤毛麟角。可以预见,以文明共存交流互鉴为特色的协同式全球化理念,正在观念与实践中不断更新、完善、发展,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不竭动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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