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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康有为是“进化论”者吗
2018年09月14日 10:01 来源:文汇报 作者:茅海建 字号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进化论;孔子;学说;著作;文明;哲学;进步

内容摘要:据此,我以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并不是进化论所启迪、所催生的。梁启超再次将“大同三世说”认定为“进化之理”,再次肯定其是在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由康独立“发明”的,没有受到严复《天演论》影响的本国产品。康用中国的传统经典来解说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正表明他对达尔文、赫胥黎以及进化论学说的隔膜。尽管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进行“大同三世说”的著述时,已采用了“进化”一词,认可了进化论,但不可避免的矛盾是: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矜寡、孤独、废疾等弱势人群皆有所养,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也就是说,不可能存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康有为在《大同书》使用“进化”一词共39次,基本的意思相同,即是进步之意。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进化论;孔子;学说;著作;文明;哲学;进步

作者简介: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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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仔细地考察康有为此期102处“进化”的用法,突出的感受是,康似乎从字面上理解“进化”一词,并对“竞争”有所保留。他可能通过间接读物而对“进化论”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学说的精义,似为不太了解。我认为康有为不是进化论者;但学术界众多学者却推定康是进化论者,很可能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

  在本次演讲的开始,我们需要对来自西方的进化论做一个界定:进化论是英国生物学 家 达 尔 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创 立 的 学说,其标志性的著作是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他还写了《人类的由来》等著作。英国科学家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 进 化 论的信服者和宣传者,撰写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进化论与伦理学》等著作。英国思想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将进化论揉合到其政治与社会学说之中,著有《社会学原理》等著作。赫胥黎、斯宾塞两人对于进化论的认知及其运用有着极大的差异。曾经留学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严复,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翻译了赫胥黎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部分内容,加上斯宾塞的思想,再加上其自我理解而作的按语,题名为《天演论》,于 1898年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式出版。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我为什么要先做这个界定,是因为许多人在使用“进化论”这个概念时,标准过于宽泛。清末民初,大约所有的知识人都在大讲“进化论”,但他们中间真正读过达尔文、赫胥黎甚至斯宾塞著作的人却很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出版,是1954年的事情(即该书出版后的95年)。前些日子,我还看到有人在电视上说:“这是两千多年前苗族人发明的进化论。”

  康有为、梁启超对严复的迎拒

  严复在 《天演论》出版之前,即 1896年秋,曾将该书的翻译手稿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看过,梁也有抄本。这一年冬天,梁从上海回广东,参与创办澳门《知新报》,大约在此时,梁又让康有为看过。

  1897年春,严复从天津致信梁启超,严厉批评梁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古议院考》。梁启超从上海回信,以 “大同三世说”自辨,并谈到了《天演论》的译稿,称言:

  “……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夏曾佑)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启超所闻于南海有出此书之外者,约有二事:一为出世之事,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顷得穗卿书,言先生谓斯宾塞尔之学,视此书尤有进,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先生盍怜而饷之。”(《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文集》一)

  这段话包含的内容比较多,需要加以细致的说明:一、康有为读过严复的“大著”。二、康对“天演论”的外表,即进步说,是赞同的;对“天演论”的核心,即“择种留良”,是回拒的——梁说得很委婉,“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三、在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与严译“天演论”的思想比较上,梁就说得不那么客气,“书中所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梁说“出此书之外”,应是“高此书之上”之意。梁说“一为出世之事”,大约指佛学思想;梁说 “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则是康的“大同三世说”。四、梁说“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一句,是“大同三世说”的说法,即康不认为严译“天演论”是一种“新理”,而是西人“几何年”(多次)接近或发现孔子“大同三世说”的“几何家”(多家)之一,也是“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了”之意。五、梁不仅对赫胥黎的学说有兴趣,还希望从严复处得知“斯宾塞尔”(斯宾塞)的学说。

  梁启超与严复往来信件中的辨论题目是,梁认为中国古代有议会的思想、甚至有相应的制度;严复认为“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合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见《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即西方的胚胎可以导致西方国家走向民主政治,而中国没有这个种子,规定其不可能进入民主政治。根据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世界各国的历史是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递进,是不可以倒退的;西方若是古代就有民主,又怎么可能再倒退到专制?梁由此认定严复在理论上的“错误”,在回信中称:

  “……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有君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南海先生尝言,地球文明之运,今始萌芽耳。譬之有文明百分,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故常觉其相去甚远,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然则先生进种之说至矣,匪直黄种当求进也,即白种亦当求进也。先生又谓何如?”

  这里的“进种之说”,就是严译“天演论”。梁称黄种人、白种人都要“求进”,讲的是“进步说”。(我在后面还会谈到)

  此时的梁启超,23周岁,意气风发。他觉得仅仅书信讨论还不满足,于是在《时务报》上发表了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直接宣传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对于严复的 “胚胎”说,梁称之“未为当”:

  “吾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乃若其所疑者,则据虚理比例以测之,以谓其国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开,其民之力甚厚。既举一国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则必无复退而为君权主治之理……至疑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斯殆不然也。”

  梁这里所依据的 “虚理”、“比例”,自然是康有为的学说。他用理论来否定历史。

  尽管梁启超与严复有争论,但仍部分地接受了严译“天演论”。梁将康有为的学说当作最高峰,而将“天演论”当作次一级的学说,与此期谭嗣同的“仁学”,地位大体相当。1897年,梁准备写一部书,名为《说群》。这里的“群”,大约是“社会”之意。梁在《知新报》上发表序言: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其于南海之绪论,严、谭之宏箸,未达什一,惟自谓视变法之言,颇有进也。”

  这一部号称有“十篇”的书,梁仅写了第一篇的第一章便中止了,宣传了“大同三世说”,也简单提到了严译 “天演论”——“物竞”。

作者简介

姓名:茅海建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澳门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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