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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再思考
2019年07月11日 09: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 作者:李建民 字号

内容摘要:量化研究范式和质性研究范式之间分歧的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本体更为复杂,依靠单一方法无法完全揭示社会的奥秘。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秉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态度可能更加有用。面对这些方法之间的争议,更有意义的做法是摆脱认识论和方法论“纯正性”的束缚,采用多元主义的态度,拒绝方法滥用、方法歧视等,始终紧扣研究对象的特性与研究目标,才可以正确选择和科学使用这些研究方法。

关键词: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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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量化研究范式和质性研究范式之间分歧的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本体更为复杂,依靠单一方法无法完全揭示社会的奥秘。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秉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态度可能更加有用。面对这些方法之间的争议,更有意义的做法是摆脱认识论和方法论“纯正性”的束缚,采用多元主义的态度,拒绝方法滥用、方法歧视等,始终紧扣研究对象的特性与研究目标,才可以正确选择和科学使用这些研究方法。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多元主义/ 质性研究/ 量化研究/

    作者简介:李建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关于两种研究方法的争论及新进展

  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研究方法论之争影响甚著,并扩展和波及整个世界。方法论多元主义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①在中国,关于研究方法也有多次争论,且最近几年,这一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

  较早的争论主要解决了对概念和定义的分歧。经过争论,关于质性研究,国内学者基本上认同陈向明的定义,即以研究者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②量化研究是指运用统计学、数学或计算机技术对可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或者可以把量化研究定义为:通过把研究对象的结构特征转变为可测量的变量,运用统计分析技术、数学模型揭示各变量之间真实关系和事物本质属性及验证理论和假设的研究活动。③

  其后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种方法的特点及优劣之争。沃野等人认为,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有各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④研究程序、数据收集方法、叙述方式和具体分析工具。蒋逸民区分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在哲学基础、研究目的、研究路径、表现形式、主观性成分等方面的差异,⑤卜卫则从研究观点、研究环境、研究策略、研究类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五个方面讨论了二者的不同,⑥这些差别构成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使得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应用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但最近的争论显示,无论是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上还是在方法论上,质性研究一方和量化研究一方在一些问题上仍然缺乏共识。

  一种争论是,中国社会的特性适合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研究。有学者提出,质性研究在中国社会兴盛有其历史和问题的根植性。“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社会学之所以会以量化的经验实证取向为主导,这主要根植于美国现代社会的均质性特点”,“质性研究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根植于中国社会高度的反均质性”。⑦这种说法引起了针锋相对的回应。“中国社会复杂性不适合均质方法的观点,几乎可以断定是对当代计量方法过于陌生而导致的误读”。⑧

  质性研究一方批评量化研究一方“缺乏人文学养和对这片土地的深刻理解,会使一切基于中国的量化研究降格为对西方学术的机械复制与模仿”,而量化研究一方批评质性研究一方“无力与世界进行学术对话,转身逃避到古典文献的某个角落来自我神圣化”。应该说,这两种批评都着眼有偏,有“加深成见的危险”。⑨

  关于两种方法是否融合,有学者认为,人文和科学方法本质上有不可兼并之处。兼容可以是个人期许,但作为学科,不一定有这种绝对的需求。⑩

  那么,在方法层面,两种方法是否只能割裂?再向上追溯,以上种种争论反映了什么样的认识论或者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元主义的态度

  质性研究范式与量化研究范式之争的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各种明显区别,(11)其中最根本的区别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物质、现象和变化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和人类社会。换言之,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面对着两把完全不同的锁,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打开“上帝之锁”,而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则是打开“人类众生之锁”。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复杂多变,这源于构成社会的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深刻的复杂性。

  第一,人的多重存在方式。每一个人都具有多重属性,包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12)也有学者把人的属性划分为生理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13)人的多重属性非彼此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人是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位一体”的存在,(14)这种存在方式决定了人及其行为的复杂性。

  第二,人的多维存在空间。自然物质的存在状态取决于物质属性及其所处的物理环境(温度、湿度、压力等),也就是说,只要在相同的物理环境中,同类物质就会呈现相同的形态。而人类的存在方式更为复杂,一个人通常是身处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如城市)和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制度等)的三维空间。一个人的社会存在取决于这三维空间的结构形态,以及他在这个结构形态中所处的位置(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是每一个人基于其所处三维空间中的位置建构起来的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系统。三维空间结构形态和位置关系对人的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也是导致人们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

  第三,人类的掩饰倾向。一个人的言行、表露的情绪是否反映了其内心的真正动机和真实感受?事实上,人的内心世界难以观察,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有一种隐藏自己真正目的和真实感受的倾向,甚至以假象隐藏真实动机,这种掩饰倾向使得社会科学研究面对着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困难。

  第四,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某些社会科学领域,为了研究的需要,常常对人性做出假设,(15)例如,假设人是具有理性的(即使是有限理性),一般都有可循的行动逻辑,尤其是当人们把社会规范和道德伦理内化(如宗教信仰)或感受到的约束(如制度规制)和激励(如经济利益)足够大时,人们的行为就显现出程式化,大量的正式社会规范造就了高度的规律性。(16)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还常常表现出不确定性,(17)有一些人经常会做出非理性行为,或者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还有一些人会出现偶然性的行为,这些行为很难归入研究者们提出的人性假设和行为模式。这也增加了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人和人的行为如是,由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和由人的行为聚合而成的社会现象也就更为复杂。研究对象越复杂,对其进行逻辑解析和意义阐释的难度就越高,对揭示因果关系的研究任务的挑战就越大,在本体论上和认识论上就越难以达成统一。

  在认识论层面,社会科学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自然科学领域,认识论的变革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轨迹,具有递进性、融合性和唯一性,最终都能得到科学家们的一致认同,并会带来自然科学的飞跃式发展;社会科学则不同,在任何时代都有多种认识论同时并存且具有排他性,始终未能建立一套得到普遍接受的认识论,而是存在大量的分歧。(18)社会科学研究的不仅是一个客观世界,同时也是一个主观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具有主观内核的客观世界,当主观活动面对主观世界(或客观世界的主观内核)时,就会出现很多可能性,这或许就是认识论之惑产生的原因,也或许就是社会科学没有发现“绝对真理”的原因。歧见和争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常态,不同的认识论都有各自认识世界的概念体系和解释世界的话语体系,如量化研究方法秉承客观主义的本体论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质性研究方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则具有鲜明的建构主义和解释主义特征。(19)即使针对同一个社会现象,秉承不同认识论的研究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即使得到相同的结果,也可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重要的不是研究者做出了怎样的解释,而是人们是否会接受这样的解释,或者愿意接受哪种解释。这种状况不仅给社会科学研究者造成很多困惑,也经常使社会问题研究陷入困境。

  笔者认为,方法之争不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障碍,研究方法应该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没有必要一定站在某个认识论的旗帜之下,其实,一些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是被划属到某个认识论阵营的。事实上,虽然秉承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量化研究强调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经验归纳,但在经验解释上仍然有研究者主观建构的烙印,而具有人文主义取向的质性研究注重诠释行动的意义,但并非完全是形而上学,因为人的价值、意义、态度等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客观现实的反映(虽然工具主义否认这一点),只是处于不同时空下的人们行动的意义有所不同罢了。因此,更有意义的做法是摆脱认识论和方法论“纯正性”的束缚,对各种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采取多元主义态度,(20)或者“复杂思维范式”。(21)

  多元主义并非实用主义,它追求的是在特定的层面上(认识论、方法论、具体方法)对不同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的统合,它强调的是突破本体论和认识论对本体系方法的束缚,在不同方法的互鉴、互补、互证的基础上,实现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选择。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生了急剧变化,但仍然与其他社会一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追寻,但也正因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理解中国社会依赖于研究者个体的主观认识。

  也因此,质性研究在研究社会的主观性的层面,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毕竟质性研究所遵循的阐释主义否认存在独立、客观的社会现象,而关注意义、话语等核心概念,后者难以直接进行经验观察,而是内化于社会行动者之中。(22)

  量化研究所遵循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则认可存在客观的社会规律,且可以通过经验数据获得,并证实或证伪。

  更具体地说,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和对象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也不尽相同。比如人口学,研究对象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但也具有自然科学、医学的性质,更多使用统计数据和量化的方法。研究人际关系、人情、面子,人们各种感情、感受,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既可以用理解和阐释的方式,也可以用测量和量表的方式。不同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特点。研究对象的特点、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决定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更合适。

  在前文双方的争论中,有研究指出,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是难以融合的。但笔者认为,这并非绝对。正如本文指出的,社会现象客观性和主观性兼具,因此,一般来说,要得到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都不可或缺。当然,在具体的研究目标层面,又各有偏重。

  事实上,在学界,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融合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被称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23)即混合研究方法。Johnson等人在对19位方法论研究专家关于混合研究方法的定义进行内容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对混合研究的一般性定义:混合研究方法是研究者或研究团队为了拓展、深化理解和确证而把量化和质性两种方法的要素(研究视角、数据收集、分析和推断技术)结合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24)另一位著名的混合方法专家把混合研究方法定义为:一种在一项研究的某个阶段同时收集、分析、整合量化数据和质性数据,以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更完整理解的方法。(25)

  在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中,质性和量化能否结合的关键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二者并不相互排斥或彼此冲突,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就具有了结合的前提;第二个条件是二者具有共同的逻辑,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就具有了结合的基础;第三个条件是二者可以互补或“意义提升”,(26)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就具有了结合的必要性。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基于不同认识论因而具有不同的假设和研究范式,彼此之间并不排斥,(27)量化、质性两种方法可以在实证主义和现实主义认识论上获得统合,虽然阐释主义还难以运用量化方法。(28)有研究者对这两种方法结合的基础给予了更为充分的肯定,认为这两种研究方法在本质和逻辑推论上是统一的,目的都是追求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29)都遵循因果分析的逻辑和过程。(30)当然,混合研究方法在实践操作中仍然面临一些困境。

  总而言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没有一把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我们不能奢望有一种方法论或研究方法可以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所有问题的研究,以多元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更为恰当。

  三、方法的适用性选择和使用误区

  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的每一个进步,都会带来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认识的深化。研究方法的发展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手中有了更多的方法选择。但是,在一项具体研究中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研究方法?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对于一项研究而言,选对了方法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

  在具体的方法选择上应该遵循针对性原则,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针对性原则包含三个要素:研究对象的针对性、研究任务的针对性、数据资料的针对性。

  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也有很大差别,研究方法的选择首先必须考虑其对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数据类型的适用性。选择的研究方法应该能够更细致地观察到研究对象的本质性现象,应该能够更深入地切入研究对象的内在结构,应该能够更准确的揭示研究对象的影响因素(相关关系)和变化规律(因果关系)。

  在具体研究层面,选用兼有质性研究特点和量化研究特点的混合研究方法,能为研究带来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在研究者自身不受方法限制的前提下,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仍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具体到某项研究,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受到研究对象、研究任务、数据资料,以及研究者自身因素等的影响。

  量化研究方法更适用于具有明确(或比较明确)逻辑关系结构和完整(或比较完整)概念格(31)的研究领域(如经济学)。质性研究方法更适用于人类行为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护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与“精神学科”有关的学科,(32)但即使是在经济学这样因高度数学化而被认为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质性研究仍适用于一些问题的研究,如企业家的决策行为、劳动力的供给行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等,甚至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稳定偏好等)也需要质性分析的验证。混合研究方法在上述两类学科领域都适用,但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或研究议题上所使用的混合策略有所不同。例如,在偏重量化研究方法的学科领域(或研究领域)更多使用的是“量化为主,质性为辅”方法,在偏重质性研究方法的学科领域(或研究领域)更多使用的是“质性为主,量化为辅”方法。

  数据的性质和质量也影响研究方法的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应着不同性质的数据,量化研究方法的数据分析对象必须是可测量并用数字表达的信息,质性研究方法的数据分析对象是定类或定序数据。数据质量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因为数据的真实性决定了研究结论的信度。研究方法本身就包含了获得、甄别真实数据,以及提高数据真实性、降低数据失真性的处理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所产生的巨量数据信息正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数据来源,但是,在应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应该慎重考虑,如何避免和解决因非结构化而产生的代表性问题。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使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性的关键途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具有其适用的分析数据、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也都有其使用的限制条件以及局限性。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性,服从于研究目的本身。但从研究实践来看,我国学术界目前也存在着一些方法使用的误区。

  第一个现象是方法至上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有三个表现:一是错置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把研究方法置于研究任务和研究目的之上,不重视甚至忽略所使用的方法对研究对象、数据性质和研究任务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二是把是否使用量化方法作为判断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并且把量化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绝对化、扩大化;三是为了使用方法而使用方法,把严肃的科学研究变成了方法“习作”和“炫技”,使得很多研究只是“半成品”,一些研究者甚至对于自己所得出的实证结果都无从解释。方法至上倾向不仅忽视了研究的思想性意义,同时也背离了研究方法的真正价值,因为一项社会科学研究的完成不是仅仅得出实证的结果,也不是止步于对实证结果的一般性统计描述,而是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做出因果推断以及更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如因果机制分析)。

  第二个现象是重研究方法、轻社会情境的倾向。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都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即使选择使用了先进的或正确的研究方法,也只能是一种“堂吉诃德”的研究,因为其研究对象只是一种虚幻。例如,有研究者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2010年之前某个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实际上2010年之前我国处于低抚养比的人口红利期,老龄化水平并不高,主导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仍然是人口红利效应。再如,有研究者借鉴对发达国家实证分析的经验和方法,对我国老年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但却忽略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两个重要差别,一个是目前我国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很低,他们绝大多数人只接受过初中以下的教育,另一个是我国实行的退休年龄较低,虽然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比较高,但城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这样的研究虽然可以得到一些量化分析结果,但这些只是模型的结果,不是真实的存在。

  第三个现象是方法滥用倾向。这个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些研究者在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上有很大的随意性,(33)例如,一些研究在使用相关分析方法时不考虑样本特征(数量、分布、偏误等),也不做出相应的处理(如解决内生性问题),(34)等等。二是有的人预设了分析结果或结论,在方法选择上和变量选择与处理上只是考虑是否能够做到与预设结果相一致,如果不一致,就随意调整变量,而不管这种调整是否合理。三是有些研究者因对研究方法的“一知半解”而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或者对分析结果做出错误的解释。方法的滥用和错用所导致的各种奇怪的结论在国内诸多研究文献中屡见不鲜。

  第四个现象是方法歧视倾向。研究者有各自更为熟悉和惯用的研究方法是正常现象,而且可以对同一个研究议题形成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但不正常的是某些学术评价标准(包括基金立项)、某些学术刊物选文标准、对学位论文评审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方法歧视,例如重实证研究轻思辨研究,重量化研究,轻质性研究。

  这四种倾向都直接反映出对待研究方法的不严肃、不科学的态度,实际上,在更宏大的角度说,这也是渠敬东所批评的“方法主义”迷信,“只要找到确当的方法,便能够发现和解析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实际上是“方法论危机”。(35)我们需要跳出方法,深入理解数据背后的情境和文化内涵,深入理解质性研究所附着的客观规律。(36)

  注释:

  ①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较早见于费耶阿本德,他的基本思想是:否认存在唯一的规范的方法论,主张什么方法都可以运用。其后对于这一主张,研究者有不同的发展和修正。

  ②陈向明:《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年第2期。

  ③Lisa M.Given,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Los Angeles,Calif.:Sage Publications,2008.

  ④沃野:《关于社会科学定量、定性研究的三个相关问题》,《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

  ⑤蒋逸民:《作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的混合方法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⑥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5期。

  ⑦应星:《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再反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⑧⑨⑩陈云松:《走出费孝通悖论——谈社会学的方法之争》,《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1期。

  (11)王天夫:《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

  (12)杨耕:《“人的问题”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

  (13)孙志海:《人学存在论的反思和重构——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关系研究》,《东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4)王双桥:《人学概论》,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15)Edgar.H.Schein,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San Francisco:Josser-Bass Publishers,1965.

  (1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17)胡潇:《社会行为不确定性的认识论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18)张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是截然对立的吗?——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辨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5期。

  (19)A.Bryman,Social Research Metho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0.

  (20)参见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21)参见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缈、冯学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2)张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是截然对立的吗?——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辨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5期。

  (23)R.B.Johnson and A.J.Onwuebguzie,"Mixed Methods Research: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 Educational Researcher,vol.33,no.7,2004,pp.14-26.

  (24)R.B.Johnson,A.J.Onwuegbuzie and A.L.Turner,"Toward a Definition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vol.1,no.2,2007,pp.112-133.

  (25)J.W.Creswell,Educational Research:Planning,Conducting,and Evalu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3rd ed.),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y:Merrill/Pearson Education,2008.

  (26)蒋逸民:《作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的混合方法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27)梁丽萍:《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歧异与整合》,《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8)张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是截然对立的吗?——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辨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5期。

  (29)蒋建忠:《共通与融合:社会科学中的质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社科纵横》2017年第1期。

  (30)王天夫:《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31)汪丁丁:《社会科学定量分析方法基础探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32)陈向明:《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年第2期。

  (33)李建民:《“思想的贫困”与“工具陷阱”——当代中国人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1期。

  (34)陈云松、范晓光:《社会学定量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 估测社会互动的因果效应研究综述》,《社会》2010年第4期。

  (35)渠敬东:《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

  (36)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姓名:李建民 工作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职称: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ca88亚洲城 (责编:韩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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