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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医患关系的心理实质
2019年05月21日 08:21 来源:ca88亚洲城-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连荣 王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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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古代,医患互动过程主要基于经验医学的望闻问切形式,没有第三者作为中介,医患关系相对单纯和谐。时至当代,医患互动已从“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由此,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基于社会心理机制的剖析,探究医患之间社会互动过程及其特点,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路径之一。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心理机制模型,需要整合医患互动的结构表征与动态建构过程两部分。就结构特征而言,可以医疗满意度、医患信任度及医疗方案服从性等作为基本心理或行为观测指标。就动态建构过程而言,包括就医前零接触的医患关系和医患互动过程中的人际医患关系两大递进性成分。二者相互作用,最终形成阶段性较为稳定的医患关系。其中,群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包括医讯舆情传播方式与医疗制度信任模式,二者交互形成动态变化的群际医患关系;医患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包括医患人际信任水平与医患沟通模式。

  首先,和谐医患关系是随社会心态变化不断调整的一种社会关系。医患社会心态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中多数成员普遍共享的关于医患关系的基本认知、情绪情感、态度立场和价值观念。它是医方或患方做出归因、判断和行为决策的重要影响变量,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和谐社会心态主要可依托医疗舆情传播的积极导向和医疗制度信任的建立共同塑造:在舆情传播的引导作用下,医患之间各自的利益诉求相互感染,媒体“亲弱势群体”的道德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和谐医患关系的形成。医疗制度信任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基本保障,通过对符合制度规定的行为的认可与鼓励,以及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的惩戒,可将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减少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促使人们形成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

  其次,医患关系是医护人员与患者在医疗活动中构建的一种特殊群际关系。医患群际互动中的社会心理机制差异,是导致医患关系危机产生的根源。这类根源具体通过群际认知偏差、群际认同错位以及社会距离疏远等机制得以表现。其中,群际认知偏差主要可由群体刻板印象偏差和元刻板印象偏差构成。对于医患群体双方而言,在医患冲突的社会氛围下,患者可能容易形成“医生没有职业道德、见死不救”的消极刻板印象,而医务工作者则可能形成“患者无知、蛮不讲理”的消极刻板印象。医患双方会因群体身份表征及相互接触程度产生不同的刻板印象偏差,进而影响医患群际信任关系形成。与刻板印象相比,元刻板印象会对群际关系产生更深刻持久的影响。个体知觉到自己被外群体消极看待,可能会形成拒绝敏感性,产生更多的交往排斥预期,在群际接触中表现为易于感知和过度反应。元刻板印象的性质取决于两个群体之间以往的关系,如果存在长期的竞争,或曾经有过冲突,那么元刻板印象主要是消极的。由此推测,当医生感到自己在被患者评价时,他们认为患者会根据刻板印象来看待自身;如果医生意识到自己的群体被污名化后,就会更加关注外群体如何看待他们,并认为自身行为被外群体成员用消极的刻板印象加以解释,进而增强不信任感。

  与此同时,在社会转型和医疗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医患双方也极易发生对彼此行为模式的错误期待,导致医患关系失谐。此外,群际之间的社会距离也是影响群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对于医患关系而言,医方与患方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近、互动越频繁,彼此产生的心理收益越大,群际关系也会越和谐。因此,可结合外在行为模式、内在行为模式与神经活动模式三个层面,探讨医患群体刻板印象的形成机制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时,可从群际关系动态构建的角度,在理论上解析医患群际关系因素对于医患关系的影响状况,探讨群际关系因素的具体影响路径,进而形成通过矫正医患群际关系因素来提高医患关系和谐程度的促进策略。

  再次,医患和谐关系也是在具体医护人员与病患之间的人际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此过程中,基于医患个体之间的人际互动形成的医患人际信任关系占据主要地位。医患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主要受到医患互动过程中情境因素的影响,包括医患互动开始前的稳定性情境因素与互动开始后的即时性情境因素,二者经由医患之间对彼此的良好认知而对医患信任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稳定性情境因素指患者就医前已存在的症状、就医环境等因素。即时性情境因素指医患互动发生时的具体情境设定。可将其划分为与医疗直接相关的情境因素和与互动结构相关的情境因素两部分:前者包括疾病及其严重程度与应激源,后者包括信任形成中关键的风险信息。人们可通过对构成医患互动背景的各类情境因素的考察研究医患信任的发生机制,探索建立医患人际信任关系的具体路径、方法与评价体系。

  最后,对于互动性医患关系而言,医患沟通也是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有效的医患沟通主要受信息互动模式和沟通交往模式的影响,前者着重于沟通中的信息特征,涉及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之间的信息对称性以及医患之间的个体印象形成等;后者着重于沟通本身的方法,如言语/非言语沟通技巧、归因方式和共情能力等。在医患沟通过程中,医患双方的交往体验会经浅层归因及深层归因后形成对对方的最终评价。可见,归因在具体人际交往信息形成关系模式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共情能力对于积极的沟通方式也有重要影响。综上,医患双方沟通模式中的信息获得和方法使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医患和谐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医患关系动态变化的根源。

  基于对和谐医患关系心理实质的理论模型剖析及以上四个观点的实证验证,相关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开发具有监测和预警功能的医患和谐关系系统:一是基于医患关系形成过程的实验研究和行为测量结果,采集相应的行为指标、生理生化数据;二是将引入复杂系统突变理论,结合医患关系中的医患群际信任指标、医患社会心态指标和医患沟通指标,建构多维度、多水平的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突变理论中模糊集的突变级数方法对该体系进行预测力分析,甄选核心有效的医患关系预测指标;三是开发具有信息集成分析及风险预测功能的动态管理工具,建立逐级评估与预警的理论体系,构建具有检测和预测功能的医患关系综合评价指标结构及其突变模型;四是设计实施网络化医患关系评价系统,根据综合理论模型及预警系统的实施检验相应促进策略,提升医患关系和谐水平。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谐医患关系的心理机制及促进技术研究”课题组成员、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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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孙连荣 王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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